|
崔莉：试论当代电视剧作女性形象的审美价值取向
| 来源：美学研究 |
日期：2005年12月15日 |
作者：崔莉 |
阅读：4076 |
作为电视屏幕上主要的大众文化载体，电视剧以其“虚构式叙事”形成了与传统生活和环境不同第二现实。艺术的一个重要作用是评价生活，艺术家出于何种动机、选择何种方式构建的故事文本所呈现出的价值取向，正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评价生活并不等于说“相信一部电视剧有兴邦立国的威力，但是给人愉悦，丰富人的心灵，或者从各自的角度得到一点领悟，或者有一种人生的况味等等，是有可能的。”
自90年代以来，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大量关乎女性内容、切乎女性主旨的电视剧作，因创作主体对女性生活的关注更具现实感和深刻性而呈现出女性价值取向的新特征。这些剧作往往以更广阔的现实生活为故事背景，以人生无处不在的选择为切入点，从人生与人性的角度剖析女性，揭示出当前这个时代的女性富于意义层面的形象所指。
初略梳理一下，有关女性题材的电视剧作数量众多，形态各异：
原汁原味讲述女人的故事，并直接以女人命名的——《公关小姐》、《外来妹》、《风雨丽人》、《洋行里的中国小姐》、《住别墅的女人》、《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女人不是月亮》、《苏雅的故事》、《一个医生的故事》、《若男和她的儿女们》、《婆婆、媳妇和小姑》、《牛玉琴的树》、《党员二椤妈》、《小墩子》、《篱笆、女人、狗》农村三部曲、《女人三十》、《四个四十岁的女人》……
虽未以女性命名，却实实在在围绕着女性的悲欢离合讲故事的——《结婚一年间》、《渴望》、《离婚前后》、《雪野》、《过把瘾》、《山野》、《情满珠江》、《梦醒五棵柳》、《今冬不言情》、《岁月长长路长长》、《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在许多不以女性故事作为主要内容的电视剧中，也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半边楼》里的知识女性形象；《红十字方队》、《和平年代》里的女军人形象；《西部警察》中的女公安形象；《英雄无悔》、《红处方》中的女戒毒工作者形象；《选择》中的女工李敏这一形象……
形象多则多矣，但仔细分析就发现，女性形象虽因年龄、职业、经历、个性等的不尽相同而面貌各异，但都有一种女性的精神特质扎根于故事内核中，随着叙事的汩汩流淌形成了创作者传达出的对女性形象的审美价值取向，包括情感倾向与价值评判。
一
应当说，当代电视剧中女性价值表达模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女性在奉献”的基本故事模式，歌颂了女性的无私胸怀和奉献精神，以坚定的人生追求实现了人生意义的升华。第二种是“女生在突围”的基本故事模式，赞美女性坚韧的承受力和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往往通过磨难来实现对苦难的超越，对人的意义的升华。
不论是坚定地固守人生还是灵动地超越人生，女性与男性截然不同的“质的规定性”为女性把握人生的故事涂上了神秘而凝重的一笔，怎样揭示这种神秘，剖析这种凝重，无疑为我们理解创作者的价值取向找到了途径。
（一）奉献是美丽的——价值取向之一
早在80年代，《大地的深情——一座雕塑的诞生》、《东方母亲》等剧就已经讴歌了那种东方式的、母亲的、宽容无私的爱。前者的女主人公为了收养战友的一对遗孤，离弃了相爱多年的恋人，而后者则接纳了丈夫与第三者的私生女，以此拯救了家庭和第三者。这主要是一种来自个人情感满足的行为。与此不同的是，90年代出现的此类故事突破了道义、责任等层面，指向了社会的意义和精神的内涵。
从《一个医生的故事》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党员二椤妈》，以及围绕中华“十大女杰”创作的20集系列剧《她们的故事》，剧中的女主人公均因她们对社会的付出而被社会、他人所承认，这种故事设置告诉人们，奉献是美丽的。但奉献的意义并不在于个人的情感满足。
牛玉琴（《牛玉琴的树》）在西北农村的大沙漠上，带领一家三代，几十年如一日，修起了一道绿色长城；赵雪芳（《一个医生的故事》）以高超的妇产科技术，被人们尊为“为爱而爱”的神；《红处方》、《英雄无悔》中的简方宁等女医生为了“世上已方宁”的愿望甘愿以生命为追求代价；《西部警察》中的童燕与指导员默默地战斗在风沙肆虐的西北边陲。如果说牛玉琴的故事不仅仅是表彰一位造林模范，赵雪芳也不是因救死扶伤的事业令人动情，那么剧作者正是借助这一系列真实或虚构的形象表达一种自己推崇的价值观。
从牛玉琴魂牵梦绕的“树”到赵雪芳牵肠挂肚的“病人”，从简方宁的以身试药到二椤妈的误伐林木、女主人公在与外部世界发生冲突时，都不只是源于个人的动机。这些典型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紧密联系。显而易见，牛玉琴的树，赵雪芳的病人，简方宁的戒毒配方，二椤妈山洼里的学校，都是她们超越小我，追求大我的支点，环境、生命、教育事业并不是个人的事业，创作者通过她们为这世界的更趋和谐美好的努力而由衷地赞叹，牛玉琴等人的投入便成为生命追求的极致。创作者以此讴歌了具有时代风彩的“奉献”，从而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奉献所包含的母亲式无私和女性式宽容的价值取向。
我们能够明显感到，无论如何，在当前，“奉献”与“突围”的模式重量不等，后者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调，这既来自于现实生活对创作的影响，也反映出剧作者对女性的关注越来越纤细、深刻、现实，从对女性外部行为的关注走向内心的纵深剖析。
（二）“在突围中超越痛苦”——价值取向之二
与男性相比较，女性往往：背负着更多的历史因袭和现实压力，女性题材电视剧为观众勾勒出一幅幅立体、生动的女性生存现状图。
首先是社会文化环境对女性的轻视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障碍。这一点在农村题材的剧作中表现尤多。《趟过男人河的女人》的山杏儿母女，母亲因年轻时的情感误区与下乡干部有了山杏儿，便终生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女儿又一次爱上了下乡干部，却被村支书强迫嫁给了他的儿子；后来丈夫疯了，因山杏引起的矛盾使家不成家，人不像人。山杏儿最终逃出了乡村、漂移在陌生的城市里。《女人不是月亮》中的主人公则是为了逃避与恩人之子的婚约跑到城里；在农村三部曲里，枣花母女命运更是如此，无迹可寻的社会文化造成了乡村这方土地在淳朴外表下的“无物之阵”，母亲至死未能与近在咫尺的爱人结合，女儿则兢兢业业地做坏丈夫的好妻子。虽然她们都努力想摆脱压抑人性的生活，却总是一次又一次被命运捉弄。山杏儿曾经与城里、乡下的若干男人生活在一起，但有文化的、没文化的，爱她的、她爱的、成全她的、她成全的，均以分道扬镳告终。枣花虽然后来挣脱了不如意的婚姻，嫁给初恋情人小庚并生女，却又发现与小庚在生活观念、价值取向上的格格不入。
这里，社会文化中的落后因素赋予女性悲剧性的命运起点。乡村的宗法权威强迫了山杏；伦理道德的贞节牌坊使枣花娘、山杏娘终生孤苦无依。一个因为丧偶，一个因为失贞。在这里，创作者以女性的不幸命运否定了传统伦理将“贞操”作为衡量女人的全部砝码。至于枣花和月儿，则是背负着情感的压力和上一代人未圆的情开始自己生活的。这一切都转化为一种个体无法抗拒的、隐性的文化机制和社会背景；促使农村新一代有志青年渴望走出山村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一番。《外来妹》中的赵小云可以算是主动走出大山的一个女性。这一形象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系列山村女性是富于对比意义的。但她也是为了突破一种社会文化造成的压抑、落后、封闭、被动的生存状态。
乡村如此，城市亦然，不过其表现形态不如乡村那么势力强大。在《上海一家人》中，虽然若男最爱的是赵义，但知恩图报的思想支配着她，拒绝了赵义。即使如此，若男与阿详的婚约也是断了又续，续了又断，全是因为封建势力的奶奶作怪。《结婚一年间》中的婆婆邱茹云因八旬老母的哭叫哀鸣，邻里的闲言碎语，和儿子怪异的眼光等组成的世俗力量而退却了。
其次是现实生活的压力迫使女性相应地做出反应。在女性题材电视剧的文本结构中，常常是以外在的压力开始故事构建的，它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愿意将人物放在社会、时代的大背景中来塑造。的确，人生境遇，是脱不开时代背景的，小我总是反映着大我，大我总是拂照着小我的。
在当前中国，改革开放当是最鲜明的时代背景，变动不居的生活在新旧交替之际尤为斑澜。艺术中的女性形象占据了一个突出的位置。《岁月长长路长长》与《女人三十》等剧中的女性，三十而立或四十不惑，正是生命中最富华彩、最成熟的时候，却面临工厂厄运、改革艰辛、商战拼搏，甚至下岗待业的现实。她们在从“分享改革艰辛”到“走出改革艰辛”的过程中，无论心灵还是肉体都付出很多，并且渗透着个人痛苦的自我说服和自我奋斗。这里隐含着创作者的观点，即处于困境的主人公应当转换就业思想，抛却一切的幻想与心理不平衡，踏踏实实从头做起。
此外，剧作还往往期望借助下岗待业这一磨难，对女性在人生中可难遇到的其他坎坷极力渲染。如情感波折、家庭变故，着力表现女性在这种种矛盾中血泪交织的成长和成熟。女性仿佛那秋风秋雨中漂荡不定的小船，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经历由觉悟到自立、自强的过程。
同时，改革开放使许多女性踏入商界，商场如战场。《情满珠江》里的谭蓉、梁淑贞、张越美为了成功，各自都付出了代价。谭蓉出卖了自己的情感，张越美却被情感出卖了，梁淑贞虽然在道义上、商界成功了，却有永不弥合的心灵创伤。改革开放使中国出现了一批外企白领丽人，《洋行里的中国小姐》面临的不就是道义与利益，金钱与尊严的选择么？每一个女主人公都试图冲破这种包围，既能在经济生活中自立自足以求发展，又要保持自身心灵的宁静与平衡。这种突围旨在求得一种解放，一种来自经济压力或精神负担的解放。
再次，女性的“为情所困”造成女性渴望突围出痛苦的情感泥淖。世间有男女，然后有社会。婚姻、家庭的不幸发生在今天，将使女性相对男性而言承担更大的压力。
最突出的因素是男性的情感游移——背叛。《今冬不言情》中的吴巧云、《情满珠江》里的梁淑贞、《岁月长长路长长》中的雅芳、《若男和她的儿女们》中的叶子、《梦醒五棵柳》中的夏葵，都遭到这种打击。有的是饱暖思淫欲，有的则旧情复燃，还有的在外界诱惑下，溃不成军。这种故事往往以女方义无反顾地离开告终，使女性有一种英雄气慨。事实上，女性割舍情感的痛苦来自两方面，一种是来自背叛一方造成的人格尊严的被侮辱、被损害之感，一种是女性将被迫再次正视彼此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异或悬殊。尤其是在一方正处于“分享改革艰辛”时期，情感的背叛便超出了它本来的意义。《岁月长长路长长》片中的雅芳便是如此。而我们的创作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设置了女性自立自强的人生道路。经济有贫贱，但人格是不容玷污的，越是在艰难困苦之时，女性的韧性与抗争越有力度，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其中是饱含着创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深切祝福和由衷鼓舞的。
在改革题材之前，《渴望》、《过把瘾》两剧也是讲男女情感变异的。它们的立足点不同与前。表面看，刘慧芳与王沪生的破裂由领养的孩子起，事实上，王刘二人婚姻是那个特殊时代成就的。并不是知识分子与工人阶层格格不入，也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如王这样懦弱无情，更多的是因为他是一个自私的人，这造成了婚姻的不幸。所以《渴望》一剧的立足点并不在于探究爱情，倒是更注重对人性的剖析。《过把隐》中方言、杜梅之爱情，由欢始，以悲终。剧作者以病痛折磨方言不久于人世的结局破解了两人生生相爱的诺言。在两人的关系中，失衡的原因不在于不爱，而在于爱的动机不同。杜梅对方言的爱是出于“缺乏性动机”，离开爱情就会造成前者的损害和创伤，而方言对杜梅的爱却出于“丰富性动机”，爱情只是作为个体生命的一种精神附属品、奢侈品。由于两者缺乏相同动机的爱，女性，而不是只杜梅这一个艺术形象，缺少对等意义上的情感交流，女性的不幸产生了。
除了来自男性的变化外，在两性关系中，女性也是活跃的个体，这种变化在电视剧中得到全方位的揭示。《雪野》中的吴秋香为了找一个可心的人儿，先后追求过几个男人，虽然最终并没有找到，但通过她所追求的男性令人失望和她的追求实现不了的事实，更加证明了女性在自我认定与选择过程中人性才真正获得了舒展的价值取向。《离婚前后》中的月光、《今冬不言情》中的江大夫，都是人到中年，放弃了家庭。月光为了追求爱情，连儿子也不愿理她了，但最终发现她当作真爱的人竟是玩弄情感的骗子，月光的故事更说明女性追求真正幸福的艰难，它总是要伴随着对于既成婚姻、过去生活的否定所带来的痛苦。同样在《离婚前后》中，玉兔的离异却不因情的缺失。她痛苦于病残之躯不能带给爱人完全意义上的爱——情爱与性爱。好友月光提出她愿和玉兔的丈夫结合后三人一起生活，玉兔拒绝了。这一切都因爱而起，却为性爱的缺憾而痛。玉兔坦言：“我知道，如果我不走这一步，一天一天地成为他的累赘，他在心里也会怨恨我的。”我不是因为不爱而离开他的，当我看到你们在一起时，我会受煎熬的。”玉兔愿以分离固守情感的持久，而不愿因为残疾一点：蚀掉温馨。这一举动使爱的含义向深层次升华了，而玉兔的真实坦言，使我们对女性情感的复杂与深刻进入一个新的醒悟层次。
至此，我们看到，在“女性突围”的基本故事模式中，社会文化环境、经济压力、情感困惑成为女性渴望解放的主要动力；而备尝艰辛之后的解脱，不息追求赢得的超越痛苦，则构成女性形象中基本的审美价值取向。不可否认，创作者们对于现实生活有非常强烈的表现意图，在剧中体现出了现实主义的忧患意识，对于女性的不幸有深切的同情，而不是玩味这种不幸；同时，剧作又表现出历史的理性精神，这使它能够超越现象层次，鼓舞女性正视生活，战胜种种困难和伤害。
二
在梳理上述价值取向时，我同时发现，有一些作品，存在着价值取向上欠缺、芜杂、矛盾甚至落后的问题，女性审美形象表现出其他的变调。我们注意到，造成当代电视剧中女性价值取向偏差的形象主要有这两种类型：一种是含辛茹苦地恪守传统伦理道德规范要求的女性，一以贯之地以“无私”的女性情怀包容一切、接纳一切、忍受一切。刘慧芳、吴巧云、邱茹云都是这样的典型。而另一种则是在社会竞争中日渐强大起来，洞悉一切、把握一切、超越一切。梁淑贞、赵小云、周颖当属此列。但同属于一种类型的人物形象，并不一定包含着同样的价值取向，有时候恰恰传达着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创作者怎样看待女性命运、评价女性价值、诉诸褒贬情感，决定了他对人物鲜明的倾向性并直接作用于观众对形象的认识。
（一）“女性形象自我认识的误区”——价值取向偏差之一。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在电视剧中，对来自女性外部的压力揭示得淋漓尽致，而恰恰忽略了女性自身不足，尤其是精神层面的严重缺失所造成的女性自身的悲哀与不幸。而且女性对这一点总是不自知。
首先是来自创作者笔下的“奉献”型女性的形象偏差。刘慧芳、吴巧云、邱茹云都是以奉献者出现的，但是前两者与后者却传达出不同的价值取向，《渴望》与《今冬不言情》的编导企图将女主人公塑造成“崇高式奉献者”的形象，虽然她们的牺牲不被理解也仍无怨无悔。然而，在人物形象身上母性与女性无限膨胀的时候，已经失掉了作为个体生命的吁求和价值。当刘惠芳的作为赢得崇高感之时，已经暗合了“女人无自我”的价值观——爱情“激发的则是牺牲自我多于确立和肯定自我，女人在爱情中发现的是作为妻子、情人的自我，而非真正自立的自我。”这种意义上的女性奉献无疑是落伍的。《今冬不言情》中吴巧云虽能不失尊严地离开养小蜜的丈夫，却不能说服自己不去终生陪伴全瘫的前夫，只是因为“他是自己儿子的父亲！”富有意味的一笔是，在吴巧云向后来的丈夫提出离婚时，五岁的儿子从对生父思念的的虚幻中跌落，与继父相亲相爱，脱口而出的“爸爸”足以让吴巧云思考一番。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创作者对这一形象所持的矛盾态度，他既愿意让吴巧云道德完美，又不得不正视现实的社会。在《结婚一年间》中，编剧黄允以邱茹云这一形象淋漓尽致地传达出对此类“奉献”的认识。在这里，邱茹云被塑造成一个“受难式奉献者”的典型。奉献有崇高式与受难式两种。前者在奉献的同时能得到精神的张扬和完善，产生幸福感、愉悦感。而后者却是“为了保持世代相承的格局，既有维护现有秩序和社会平衡的一面，又有维护旧思想并传给下一代的作用，培养新的受难者和悲剧继承人。”黄允以这一个形象批判了女性“麻木地过圣洁的生活，无怨无悔地奉行顺从和妇道”所造成的自身悲剧，具有警示作用。
其次是对女性不幸认识的偏差。所谓“文本之外无意义”，创作者如何看待女性的不幸，直接影响着如何表现这种不幸。
《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中的山杏儿，逃出山村后，曾邂逅若干男性，她总是能“恰到好处”的绝处逢生，又能理所当然地与男性共同生活。编导以她的不幸遮住了观众的眼，她一切的行为都变得合情合理，最后，山杏找到了生父，她也随之变成了城里人，命运由此改观，而故事又回到了原处。造成她二十余年不幸的根源因找到父亲而破解了。这样讲故事，女性的不幸变得轻贱了；而她自身对这种不幸，却没有任何干预力量。虽然创作者的意图是想以女性的抗争来写女性的韧性与生命力，但由于主角在故事文本中的随遇而安、麻木顺从使观众丝毫看不到她自身的个性光彩，呈现出的价值取向便是女性命运操纵在别人手里，知身的抗争无能为力。这等于忽视了女性的力量。歪曲了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因为站在男性话语的立场而显得那么落后。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生活中的不幸，往往影响着女性如何认识自己，对待生活。这从更深层次折射出创作者的价值观，农村三部曲中的枣花与《若男和她的儿女们》中的莲子这两个形象应当是体现出了创作者的初衷的。枣花、莲子同山杏儿一样不幸，前者最终做了更富抗争的行为——离婚——再婚，但面对新的矛盾内心退却了，因为她的思想中仍旧有旧观念在作怪，同时她也担心抗争并不一定就能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暗示出创作者的价值取向“女性能够抗争一次并不意味着就能永生得到解放，女性应当时时克服自身心理弱点。莲子在农村插队被人强暴，身心俱损，宛如怀抱残罐的少女，难论婚嫁，可见昨日之遭遇加于今日之惨烈。“贞节”成为男权意识的集中代表，一方面，支书之子以夺去贞操相威胁，贞节与婚姻联在一起；另一方面，光明因失贞将莲子打入另册，爱情褪色了。这一切使莲子几乎嫁给并不般配的老实人金宝。但最终以10余年追求所得的幸福否认了“贞操”这一男性话语。故事没有将失贞作为贫弱无助的女性走向不幸的起源，否认了用“环境”、“命运”肆意编排女性命运的故事程式，而是从她自身的存在出发，抒写起伏波折的情感历程。她的逃避——拒绝——等待——善待——接纳，都是建立在爱与自爱的基础上。故事告诉我们：莲子本人在漫长的求证过程中，只有自己首先愈合了失贞的创伤，才有可能坦然地接纳幸福、创造幸福。最强大的力量仍然来自女性自身。
（二）“空洞的女性形象”——价值取向编差之二。
在困难环境中强大起来的一类女性被创作者赋予的主要是“战胜艰难，超越痛苦”的意义层面，在第一部分中已经作了分析，并肯定了这一价值取向的积极的现实意义。然而，在具体的作品中，由于艺术观念或创作动力的原因，形象有时背叛了创伤初衷，在女性突围的故事模式中，形象的空洞化即是一例。
在创作者笔下，强大起来的女性往往呈现出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是女性伴随着经济地位或社会地位的变化，失却了女性的身心特征，呈现出向男性靠拢的态势，风格也由阴柔转向阳刚，颇象硬汉风格。主要表现为，女性成为无所不能的人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她们不再为情所困，或者是超越了曾困惑过的情，即使有痛，也埋在心底，谁也感觉不到，也不期望被察觉，这是一种典型的强者风格。而在外表上，女性的浓妆淡抹，举手抬足的得体和大庭广众之下的咄咄逼人或万目所瞩，掩盖了其内心的真实和真诚，让观众无法和她亲近起来。事实上，人可能超越痛苦，却不可能超越生活、超越性别。而作品中表现出的“性别超越”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女性来自心灵深处的性别自卑及回避。梁凤仪的商业内容的电视剧作尤为突出。“男性能办到的，女性也能成功”无非是重复男性话语的陈辞滥调罢了。
同时，在追求女性性别超越的时候，无形中造成一种观点：往往是生活的不幸能造就女性。只有在生活受挫的无奈之下，女性才可能投入事业中。这样就将女性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主动性抹煞了，而且造成了事业与生活对立的价值取向。《外来妹》中的赵小云不仅失去了与志强纯洁美好的初恋，而且在她的感情世界中，与其说是选择生活的伴侣，不如说是选择事业的伙伴。编导为了显示女性的独立品格，最终让赵小云离开了一切男人。创作者虽然表现了赵小云在选择时的艰难心理路程，却并未否认她这种选择所渗透的价值观，这同样是将事业与生活对立起来了。
此外，女性的最后成功，往往既是利益上的，又是道义上的。同时以竞争对手的困窘，无情丈夫的失败来反衬这种成功。女性既不为良心不安而受谴责，又因成功让人感到心顺气平。这其中隐含着对女性所失去的情感的忽视，也呈现出价值判断中的“二元对立”原则。《公关小姐》中周颖若是至善的象征，那么咪咪作为对手则是恶的代表。最终，她的伎俩被识破，事业与爱情都向她关上了大门。《今冬不言情》中吴巧云的丈夫最后不是彻底地失败了吗？企业破产了，自己残废了，后妻也离弃了，最后还得靠前妻的照顾。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黄允创作的一系列女性故事中流露的倾向性，是非常成功的。从《结婚一年间》到《离婚前后》、《若男和她的儿女们》、《她在人流中》等等，黄允对女性形象塑造既体现出对女性“天然的认同感”，又包含着对性别意识的独特把握。
黄允塑造女性形象，在为善良、美好、深厚的人性之光所感动时，也以犀利的目光捕捉女性残忍、丑恶、浮浅的另一面，更有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人性。她的作品从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究竟女性的价值标准是什么？但她笔下的女性形象，虽处境不同，但面对自身以外的世界时，都有一个相似的姿态。第一，这些女性不管是好女人、坏女人、强女人、弱女人，都有被强化了的女性特点，使女人更像女人，而不是像男人或什么都不像，从外在容貌到言行举止，心灵思绪都可以看出来。即便是成功者，如夏秀瑾、若男、莲子，也是女性味儿十足；哪怕像浪浪那样不择手段的冒险者，也具有女性的优美一面。强调男女的差异并将女性的优美视为男性无可比拟的特质，意味着从性别上对于女性形象最初、最基本的确认。第二，黄允不把性别作为一种骄矜的资本或不幸的源头，性别差异不是女性命运的起点，也不是生活的立足点。第三，女性永远不可能超越生活，打破了完美的形象。成功的女性也有各种心理弱点或缺陷，如若男在处理爱情时的矛盾；莲子在失贞后自卑；甚至普遍存在的对男性在心理上剪不断的绵延依赖性；在生活中处理各种关系时的捉襟见肘；这一切在黄允笔下出现时是真实的，也是带着批评或探究的态度看待的，从而构成了基本的对女性尊重的理性态度。第四，否认了善恶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价值观。如作者未以浪浪事业的失败或命运的陷落来惩罚她在道德上的堕落，对亲情的背叛，恰恰相反，她还成了社会名流。黄允如是说：“我看到浪浪搞名堂时心都痛了，但我不能不写她，因为恰恰是那些让我不喜欢的人不让我喜欢的性格、个性代表。”道德标准不再是唯一的标准和决定因素。这样，黄允笔下的女性就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审美理想：诸如对外貌单纯的评价，对美德不厌其烦地表现，而忽视了女性作为生命本体的意义。从突出性别角色到突破传统意义的认可，这一价值取向便于女性从身心两个角度出发更真实地认识自我，避免了将女性要么套上陈旧的传统法码不堪重负，要么异化变形为不同于女性的另一类，这其实都是无助于女性对自我认识的深化的。
电视剧文本中呈现出的价值取向及其偏差，直接影响着观众对女性追求及幸福感的理解。若说女性是因为来自社会文化、经济、情感等压力渴望解放，并视个人奋斗为唯一途径，我们便理解了山杏儿、月儿、赵小云的外出意义。理解了《外来妹》结尾的图景，一群小姐妹再次踏上了背井离乡的旅途，这与第一集是同一情景。自然它并非巧合，似乎它传达出这样的意味：只有走出封闭的大山，才能找到幸福。该剧肯定了女性“走出”的方式。而当女性以奉献姿态出现时，只能像《党员二椤妈》中二椤的女友那样，放弃分配的工作回到村里搞窑厂；实际是肯定了女性“回归”的方式。似乎在这种唯一选择中，才能完成价值追求。试问，难道女性的价值要由选择来决定吗？女性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只在于对外部世界的探求吗？在剧中，我们还看到，女性在“山穷水尽”之时，才忽地发现，“靠人靠天靠祖上，一切都靠不上”，于是，经商者有之，摆摊者有之，打工者有之，层次虽不同，却能由此越过人生低谷，“竞争”又成为诠释时代灵魂的不二法门。然而，经济上或者其他方面的自由并不一定就能保证女性走上了幸福之路，像童话中结尾那样：“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恰恰相反，生活总是向前的，变动不居的。对幸福感的机械化诠释使剧中人物更多地注重物质的，有形的收获，而忽略了内心的丰盈。如果说有，也是带着几分自以为是的小家子气或少年老成的淡漠，分明体现着生活的失重或超载之感。
应当说，人生的意义不是唯一的，是多层面的，多样化的。我们没有理由让李敏（《选择》）这个女工为了一千万的贷款置个人幸福于不顾，也没有理由责备《和平年代》中女军人的不同选择。因为任何不二法门的确定和厚此薄彼的价值取向，都因不符合生活而导致“生命的贫困。”我赞赏《梦醒五棵柳》中的夏葵五姊妹，在荒滩上的放鸭创业史，来得自然，不轻不贱；我也赞赏《岁月长长路长长》中的下岗女工，正视现实，从头做起，不卑不矜；我更赞赏《若男和她的儿女们》中的若男、莲子、虽不大富大贵，却有着生命的另一种温馨美好。生命的意义正是因此丰富多彩起来。
【原文出处】电视剧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号】199902
【原刊页号】22～2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