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南开大学 天津 300071）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006年10月3～7日，由天津市美学学会、南开大学东方审美文化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天津市历史学学会艺术史专业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东方美学国际学术会议在南开大学召开。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闻听后为大会欣然题词。来自中国、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家的6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大会代表围绕多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探讨的主要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东方美学的独特性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南开大学哲学系薛富兴教授认为，向世界充分展示东方审美的独特价值，东方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需要东方学者们的共同体认和创造。他指出，对东方国家来说，近代以来，一直是一个西学东渐的时代，一个西方文化全面进入东方的时代。而今天，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亦步亦趋，学徒式的时代应该过去了。新的体系应该是东方学者开始自主思考、自主研究、自主创造、充分展示东方审美文化的独特价值。但这并不是要孤芳自赏，也不是要与西方文化形成对立，而是要丰富这个时代的色彩，开拓人们的思维，促进当代世界形成健康、多元的文化格局。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邱紫华教授对东方美学范畴的逻辑学地位做出了冷静的思考。他提出疑问：东方独特的诗性范畴形态是否必须按照西方美学的逻辑范畴形式作为唯一的标准？他认为，东西方美学各有其生成的文化环境和文化传统，有其不可取代的独有特征。对于东方美学范畴的判断标准，要依据其对事物真理的反映范围和反映程度，关键有二：其一，是否表现出审美思想和审美情感的普遍性和深刻性；其二，是否能反映出美的事物之间或人们审美情感之间的普遍联系及发展变化。通过研究，可以有力的证明东方美学范畴的逻辑学地位，及其不同于西方美学理论形态的理论个性。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张子程在《居住地的逻辑：东方美学的泛生态意识特征》一文中指出，东方美学是有机农业文明的产物，其始终贯穿着生态意识，处处渗透着对自然生命的崇拜与赞美。东方美学与自然形象相结合，贯通审美领域和具体的审美活动；它强调对生命、宇宙人生的自然内省；它以诗教乐教的艺术化形式途径构筑东方人的诗意化生存空间，诸多方面成就了东方美学的泛生态化意识特征。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桑农教授认为：东方美学的概念本身，即隐含一个对立面——西方美学。研究东方美学，应具有比较的意识，并通过对朱光潜等具有中国代表性的现代美学家，进行个案分析，揭示“西方中心论”等跨文化策略的进路与得失，探讨东方美学研究的学术范式问题。山东理工大学的岳友熙教授利用时间维度，对古代东方美学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和主题性原则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深刻的探讨，指明它们对生态美学的现代启示，证明了古代东方美学在当今生态美学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对东方艺术审美特征的认知和研究

这一议题也是参会学者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来自韩国的学者闵周植(Joosik Min)教授就中、日、韩三国的陶瓷艺术做了具体比较。他认为，中国陶瓷追求完美之美；日本和韩国陶瓷的艺术境界是不完美之美；日本的陶瓷深受韩国的影响，而韩国的陶器受到中国的影响后，又植入自己本民族的特征，在18、19世纪后，风格由自然变成不自然。在制造陶器时，中国严格讲究火候的控制；日本和韩国则讲究神秘、自然。这些特色都与三国的文化特征、美学信仰含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他认为，在东亚文化中，陶瓷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中、日、韩三国陶瓷各有自己的审美特征：中国的陶瓷艺术品追求一种完美的理想，制品从色、声方面均力要求达到完善；相较于中国的这种完美主义，韩国和日本的陶瓷艺术品则更多追求一种残缺之美；韩国体现出的是不规则和自然天成的审美趣味，日本则是于其中体现了一种偶然性和玩乐的趣味性。厦门大学张小鹭教授阐释了东方岩彩艺术的审美特征，并预见性的分析了其在当代多文化形态的环境之下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他认为，岩彩艺术具有东方文化的审美共性，其中体现出了东方艺术注重“生命力”、“和谐感”、“飞动性”的精神特征，正是通过此，演绎出了东方岩彩艺术对意味、气韵和意境的审美追求。同时他亦指出，在后现代思潮凸现的今天，各种本土文化都有其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现代岩彩艺术应在立足于国际性，在保持自身本土文化审美特质的同时，进行多元化的尝试。

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米莉·克莱顿(Millie Creighton)博士将美学理论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理论相结合，研究了日本浮世绘的发展及其在当代大众文化中的身份象征。她指出，产生于江户时代这一日本封闭时期的浮世绘，不仅是一种艺术作品，更是一种日本的文化身份。它显明的是一个在受西化影响之前的“纯然的”日本，无论是在明治时期还是在今天，浮世绘都被视作一种“文化风貌”而成为日本的象征。而在当代背景下，浮世绘在娱乐、时尚和广告中的使用又使其具有了新的意义，不仅可以用在日本与国际的往来中作为日本的象征，同时也可以在浮世绘中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而使浮世绘这一美学形式彰显出其身份象征的意味。南开大学审美文化中心主任彭修银教授就中国画与日本画的情况做了介绍，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美术与日本美术在划分上的区别实际已体现出了中日两国的审美文化差异。日本广岛大学社会科学科臧新明(Zang Xinming)博士对“写生”一词所包含、表达的概念和信息做出了历时性和共时性比较研究。他指出，当今单纯的写生语意同传统的“气韵生动”以及“古画画意不画形”等重生、重气、重意、不重形的有着主观意识行为的写生之语意相比，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通过回顾写真、写貌到写生一词之变迁，指出了从“真和貌”到“生”的变化，真和貌是实实在在可见的、有形的物体，而“生”虽然也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但不再是某一个具体的可见的形体，有一种抽象觉，更强调中国绘画之主观性色彩，因此中国绘画的“写生”象水墨画一样更具有画家自我意识的“写意”性，是重意境的。

中国学者曾繁仁教授通过生态存在论审美观的视角，对我国古代著名诗歌总集《诗经》进行了重新解读。他认为，《诗经》所表现的是一种“天人之和”之“志”，这是一种古典形态的生态人文主义。从内容上来讲，有“包含生态人文内涵的‘风体诗’”，“反映初民本真爱情的‘桑间濮上’诗”，“建立在古典生态平等之上的‘比兴’艺术表现手法”等。他指出，东西方的一些理论具有一定的欠缺，而对此的具体深入的阐释和突破还应该从东方艺术中寻求灵感和启发。天津发展舞蹈艺术研究中心的高惠军教授指出，一个民族的内在的整体心理结构和精神力量大都经历了长久的历史积淀，并逐渐形成了该民族的自我意识、人生态度、宗教习俗、思维模式、哲学观念，正是这些共同构建了该民族的文化传统，并在各种形态的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中得到最忠实的实现，并例证《葛天氏之乐》蕴藉着中国的美学精神，是为我国的文化信息宝库。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杨存昌教授总体概要了东方艺术的审美特性，他认为要在知性的基础上贯穿理性，发展了我们独自的特色，全力打造真正的中国美学。他总结了以下五点：东方艺术的本体论特征；东方艺术的客体论特征；东方艺术的主体论特征；东方艺术的主客关系特征；东方艺术的接收论特征。这些理论的概述对当今的中国美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对中国美学具体问题的反思和研究

19世纪末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和西方殖民扩张，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美学现代化的进程。我们反思中国美学的全球化问题，必须关注中国人的生存现实，追求人类普遍具有的精神价值，处理好中国特色与全球化的关系，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以把中国美学的发展纳入合理的现代化进程之中。

温州大学的马大康教授指出，随着中国市民社会兴起和戏剧、小说的繁荣，以及审美趣味的世俗化，文学艺术和美学的核心问题转移了，原有的理论无法应对新的文学艺术实践，这就为近现代以来西方美学思想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基础。因此，中国美学应该是多元并存的美学，同时包括“中国古典美学”和中西融合的“现代美学”。马教授努力建构的新型古代与现代艺术和谐共处的美学生态圈在理论上固然成立，如果指出在中国现代艺术，比如绘画中出现的趋势：“架上变架下”；国、油、版、雕各种艺术门类界限模糊化，出现模仿西方后现代艺术的“中国式后现代”发展趋势时，应该如何应对的策略，其理论会更见厚实。

中国学者仪平策教授对中华民族思想范式中的“阴阳两仪”命题所蕴含的美学意蕴做了阐释。他认为，在东方美学、特别在中国美学的话语体系中，“阴阳两仪”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范畴和文化命题。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一种东方式、中国式的宇宙观念和人生哲学，而且也反映了一种东方式、中国式的美学思想范式。他认为，“阴阳两仪”思想范式的美学涵义大致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耦两”美观念，二是“中和”美意识，三是“刚柔”美理想，四是“虚实”美境界。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的胡家祥教授简论了中国古典美学“气韵”范畴的基础理论意义。他认为，“气韵”范畴反映了宇宙与人生的根本性的二元对立。气与韵合成了壮美、优美等基本的审美形态。此一范畴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对于描述审美和艺术现象具有普遍意义。浙江大学哲学系的潘立勇教授指出，“以美育代宗教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鉴于中国文化基因中的宗教因素的先天不足、科学和法制未能完全有效地解决人自身的精神寄托和终极关怀问题。儒家传统美育思想对于当代人格的完善和人性的圆成，仍是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在强调中国古典儒学的当代价值之外，还应该发见其忽略外部改造的思想局限。这一问题的提出很有建设意义。

周均平教授认为，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其灿烂辉煌的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乃至世界艺术史上都是独具魅力的，通过对这一时代艺术的审美特征的探讨，对于全面认识和把握秦汉艺术规律以及东方和世界艺术发展的规律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他将秦汉以上的审美特征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现实与浪漫的统一，繁富与稚纯的统一，凝重与飞动的统一，美与善的统一。天津美术学院的王振德教授利用汉字独特的形、音、义综合一体的特点，对“美”做出了生动的诠释。他从“美”的历代书法变异的角度入手，指出，中华古国应是最先对“美”这一命题或概念予以明确研究的，由此也窥察出了历代审美变异的轨迹和历史审美的追求趋势。郑州大学文学院的刘成纪教授则从“身体”范畴切入中国美学的研究。他认为，美国哲学家理查德·舒斯特曼提出建立“身体美学”的设想，对于重道不重技、重精神不重实用的中国美学而言，是趋于末流的。他对中国美学中的身体进行了定位：一方面指肉体存在的坚实性，另一方面则是人关于自我认知的集合。他接着指出，身体与世界是同质的，都可视为自然之气的凝聚，因此，理解世界的方式之一就是理解人体。进而，作为身体映像的自然和艺术则成为了审美的对象和形式结构的存在。故此，中国古典美学对自然美和艺术美的鉴赏，其真实的指向并不在自然和艺术本身，而在于从中发现了人体的映像。

 

四，对中西、中日美学的比较研究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说：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怎样在继续保持民族文化自身价值的基础上，更加有效地实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是摆在东方民族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因此，东西方美学之间的比较与对话是参会学者们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

日本东北大学的田中英道教授对“气韵生动”的美学思想与西方艺术理论作出比较。认为，欧洲哲学将现实理解为物质本身，中国哲学倾向于以一种朴素的眼光看世界，这种倾向存在于中国的艺术理论中。中国的传统艺术理论强调一个观察者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而欧洲的艺术理论则倾向于集中讨论单位艺术作品的内容。这两种天赋观念实质上不相同。因为欧洲的“天才”观念强调的是艺术家本身或艺术作品的实质；而东方艺术，如中国的“气韵生动”则突出艺术作品与观察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谢赫六法”中第一条“气韵生动”代表了中国艺术理论的思想，传达出了艺术作品与观察者之间的一种“精神节奏”和“生命运动”，这不同于西方理论只强调艺术家本身或艺术作品的时装的“天才”观，而这正是远东艺术思想的真正特征。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盖光教授将东方和西方比作如诗和如画的特质，他在文章中指出，中西不同的艺术审美行程，表现了不同的“诗画一体”的特征。如果以深绿色审视这种诗与画的共存共荣性，凸现审美魅力，融合中西文化传统，审视深绿色的未来。从东方的诗意之思，呈现天地人之“化”；从西方画意之思中演历的深绿色，以科学思维的方式给予观者纪元性思考，即认识生态纪元，能否成为在真正意义上展示“大美”存在的共生的性纪元。天津财经大学的赵洪恩教授从微观的角度，对中西建筑艺术的总体美学特征和建筑观念两个方面比较，阐述了敬祖先与神灵、尚优美与崇高、重现世与重永恒、崇“天人合一”与崇天人对立、安于守成与热衷变革等方面的中西差异。让我们再一次在具象领域体悟中西艺术的差异性。来自日本广岛大学综合科学部的青木孝夫教授就武士道精神之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生动阐述了日本的美学思想，以及与中国美学的区别。

 

五，对数字化时代的美学特质和美学民族性地域性特点的探讨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麦永雄教授阐述生动，他见微知著，力图从微观角度，将全球化与数字化连接，深挖二者的内在蕴涵联系。麦永雄教授指出，在全球化与数字化并行不悖的今天，美学经验与艺术表现凸现新的元素和景观。他从德勒兹德“重复与差异”的哲学纬度，结合其哲学与美学思想中“千高原”、“褶子”、“游牧”等关键概念，探讨基于地理空间的传统巴洛克与纠缠于赛博空间的新巴洛克美学之间的关联域，以图深化对全球化时代数字美学的特质的认知与反思，促进文艺美学的现代化建构。麦教授运用生动的实践例证其全球化与数字化结合的现代性进程问题。认为，赛博时代打破了传统意义上东西方美学在地理空间和物理空间上的分野，借鉴于德勒兹的后结构主义美学思想，可以深化我们对全球化时代数字美学的特质的认知和反思。

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的宋生贵教授就美学的民族性、地域性特点提出自己的见解。站在民族艺术角度来看，他不赞同盲目套用“与世界接轨”的提法，也不赞同用西方或某些发达国家的价值标杆或审美取向来衡定，同样也不必将所谓“世界的”作为一种过高的目标或取向翘盼。当然，这种发展态势当中，我们并不否定交流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并且，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势态充分展开，这一点显得日趋突出。既不可以在“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判断模式中轻易地自足，也决不应将进入现代世界的交流、对话视为高不可攀。民族艺术必须具备当代性和开放性，能够面对宏阔的人文背景，理解当代审美标准。民族个性始终是民族艺术存在和发展的精魂，也是形成其独特美学品质的内核。建立全球化艺术共容圈的同时，必须始终在美学上高扬新的民族个性，在具体的艺术实践及美学追求上，不断实现双重超越，这样，我们的民族艺术才有可能在当代新文化背景下，在美学品质上建树起富有生命力的新的民族个性。宋教授颇具坦诚的建议与当今很多一味迎合西方建设美学模式的意见相比，更具实际功效的多，为我们在中国的平民艺术与高雅艺术日趋“西化”的进途中寻得一片净土。

 

（李进超：南开大学哲学系2005级美学博士生；崔之进：南开大学文学院2006级文艺学博士生；张子程：南开大学文学院2004级文艺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