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主题之一，道家重养生之术，儒家重养心之理，释家重养神之法，医家有疗治之药，民间有调理之方，各有千秋，而李渔的养生论基于日常生活，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情趣的总结，带有生活美学的意味。

李渔的养生美学集中在其颐养部中，他主张养生重在养心，行乐第一，止忧第二，调饮啜第三，节色欲第四，却病第五，疗病第六。看得出这是个顺行自然之道的养生论，李渔明确申明这是儒家养生观，重在明理而非邪术。“养生家授受之方，外藉药石，内凭导引，其借口颐生而流为放辟邪侈者，则曰‘比家’。三者无论邪正，皆术士之言也。予系儒生，并非术士。术士所言者术，儒家所凭者理。-----予虽不敏，窃附于圣人之徒，不敢为诞妄不经之言以误世。 ------士各明志，人有弗为。” （P507—508，李渔《闲情偶寄》，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以下引文除特别注明外均出此书，只标页码，不再注明）

同时，他也与修齐治平宏大叙事的儒家理学不同，更关注日常生活中独善其身，具有科学养生、自然养生的色彩，如调饮啜养生他强调符合自己本性为佳，这可谓艺术家个性原则的彻底贯彻。节色欲养生他主张节制而不绝窒，与释道区别。“然予之言，皆防已甚之词也；若使杜情而绝欲，是天地皆春而我独秋，焉用此不情之物，而作人中灾异乎！”（P523）李渔的养生论与道家为我之学也不同，“老子之学，避世无为之学也；笠翁之学，家居有事之学也。二说并存，则游于方之内外，无适不可。”（P558）李渔的养生美学更接近幸福生存论。

一、行乐之道——处之得宜，各有其乐

 

现代娱乐业发达，人们在拼命找乐的过程中却每每发现短暂快乐之后的空虚与迷惘，狂欢越来越多，幸福感却越来越稀薄，物质欲望的满足越来越普遍，感受幸福的能力却越来越低下。

幸福既有客观基础（如必要生存条件）也有主观感受（如以苦为乐），李渔认为主观幸福感是最重要的。“-乐不在外而在内，心以为乐，则是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乐观精神可以在理性的基础上营建：“凡我分所当行，推诿不去者，即当摈弃一切悉视为苦，而专以此事为乐。”（P509） “善行乐者必先知足。”知足长乐，善用老子“退一步”法，则知足。“以不如己者视己，则日见可乐；以胜于己者视己，则时觉可忧。”（P510）

李渔强调，幸福在于善于行乐，常态的生活就有无穷乐趣。

家庭为“世间第一乐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是圣贤行乐之方，不过如此。”但往往只有童子知其至乐，成人却多因“恶旧喜新，厌常趋异”而忽略伦常至乐，“人能以孩提之乐境为乐境，则去圣人不远矣。”（P519）看来李渔的大家庭维持有方，齐家有术，忍功一流，才能在“半百之家”的复杂人际关系网络中享受天伦。

李渔因谋生和兴趣也喜出外旅游，在他看来，“‘逆旅’二字，足慨远行，旅境皆逆境也。然不受行路之苦，不知居家之乐。”　同时，“周观天下，遍览山川，益闻广见，尝食奇异，是人生最乐之事。” （P520）

每个人都可在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发现乐趣，而在时间向度上也有不同美境。“人有喜怒哀乐，天有春夏秋冬。”四季风光和各种情感状态均可成为诗情画意来源。春和秋爽可舒怀畅欢，但须留一线余地，“欲留枕席之余欢，当使游览之尽致。”看来，李渔若在当下，肯定是“五一”“十一”黄金周旅游的坚定支持者。苦夏隆冬宜闭藏其气保养其体。他尤其重视防暑，“无夏人死必稀，巫医僧道之流无用。”“盖一岁难过之关，惟有三伏，精神之耗，疾病之生，死亡之至，皆由于此。”（P524）

他自己最得意的长夏养生一例是因避乱入山，裸居山林，“追忆明朝失政以后，大清革命之先，予绝意浮名，不干寸禄，山聚避乱，反以无事为荣。 可谓极人世之奇闻，擅有生之至乐者矣。----计我一生，得享列仙之福者，仅有三年。------予以劝人行乐，而深悔自役其形。”（P525）山林之乐不同于富贵之乐，一在任性，一在得为，同为自由，不过一个是由放弃而得的消极自由——无限的精神自由，一个由争取而得的积极自由——有限的现实自由，而在过程中，一个须忘我到麻木，一个须自役到变形。

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行乐之法：贵人如帝王将相百官，“即此得为之地，便是行乐之场。一举笔而安天下，一矢口而遂群生，以天下群生之乐为乐，何快如之？若于此外稍得清闲，再享一切应有之福，则人皇可比玉皇，俗吏竟成仙吏--”（P510）  富人之乐在于分财，若财多则思运、需善防、必招忌，成为众矢之的，忧虑劳累，难言行乐。若能多分少敛，则觊觎者息而仇怨者稀，贫民赞颂官府奖励，荣乐至极。贫贱行乐之方则只有退一步法，“想至退步，乐境自生。”（P515）

而在日常情境中行乐之根本法在形成乐观心态，长想苦境逆境，便觉近甘，“此种想念，非但可为行乐之方，凡居官者之理繁治剧，学道者之读书穷理，农工商贾之任劳即勤，无一不可倚之为法。” （P528）

除了这些不同地位不同季节的行乐大法。还有随时即景就事行乐之法。“（ 事事）处之得宜，亦各有其乐。苟能见景生情，逢场作戏，即可悲可涕之事，亦变欢娱。如其应事寡才，养生无术，即征歌选舞之场，亦生悲戚。”（P530）这种八面玲珑随遇而安的顺生处世术固然也能发现情趣增添快乐，而人生如逆水行舟，阳光总在风雨后，巨大的成就感和幸福感总是历经艰辛到达自己的目标时才能体会到的，心性修炼也往往逆自然倾向而上直到复返自然，无限风光在险峰，其间有丰富体验而后达到的超逸平和，与精神犬儒的自弃而达到的死如死灰，有天壤之别。而在李渔看来，人生进入从容应对的境界，则无处不乐。

 

二、日常行止养生——尚闲适闲情

 

养生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善养生的人也善于经营和享受自己的日常生活，即懂生活、会生活，李渔的“闲情”是生活美学的关键词，他的日常生活审美观照遵从有品味的自然、有节制的放松的基本原则。

他认为“养生之诀，当以善睡为先。睡能还精，睡能养气，睡能健脾益胃，睡能坚骨壮筋。---睡 乃治百病、救万民，无试不验之神药也。”因此他反对种中修炼之法：“兹欲从事导引，并力坐功，势必先遣睡魔，使无倦态而后可。予忍弃平生最效之药，而试未必果验之方哉？”（P531）主张长夏午睡，先睡心后睡眼。不行歹事不亏心，心闲心定自安睡。这倒是常人易行的修行养性大法。

日常行止他主张安步当车，立有傍，坐不僵，“岂有泥塑木雕其形，而能长久于世者哉？”（P536）令人想见太极的行云流水。

家庭集会、社会交往也是日常生活中重要内容，李渔显然长于此事：“宴集之事，可贵者五，饮量能好，饮伴善谈，饮具可继，饮政可行，饮后能止。”他还炫耀自己的“五好五不好”：  “不好酒而好客；不好食而好谈，不好长夜之欢，而好与明月相随而不忍别；不好为苛刻之令，而好受罚者欲辩无辞；不好使酒骂坐之人，而好其于酒后尽露肝膈。” 若能伴乐小饮，月下独酌，也是至乐。（P538-539）

朋友是自我的多重折射，个人的社会生活在其朋友交际圈中展开，李渔名倾一时又善交游，三教九流无不结交，身家之累乱世谋生，不免使其苟且随俗，而他内心却始终认定自己是安贫守道的一介清儒：“读书，最乐之事，而懒人常以为苦；清闲，最乐之事，而有人病其寂寞。就乐去苦，避寂寞而享安闲，莫若与高士盘桓，文人讲论。”（P540）在他看来，一席谈胜读十年书，浮生偷得半日闲，都是赏心乐事。

李渔把个体人生经营得处处生色，小至沐浴更衣，也大有讲究，留意审美感受，至于听琴观棋、看花听鸟、蓄养禽鱼鸟兽、浇灌竹木，均有精神生活意味。他在蓄养宠物的过程中也能悟出人生智慧。“家常所蓄 鸡司晨，犬守夜，猫补鼠，皆有功于人而自食其力者也。----昵猫而贱鸡犬者，犹癖谐臣媚子，以其不呼能来，闻叱不去，因其亲而亲之，非有可亲之道也。-----清勤自处，不屑媚人者，远身之道；假公自为，密迩其君者，固宠之方。-----亲疏可言也，祸福不可言也。猫得自终天年，而鸡犬之死，皆不免于刀锯鼎镬之罚。观于三者之得失，而悟居官守职之难。其不冠进贤，而脱然于宦海浮沉之累者，幸也。”（P545-546）他从动物与人的相处之道中看到儒家提倡的为人处世原则与人的自然本能倾向之间的差异，对封建等级制中的人际关系实质和命运起落潜规则做了揭示，对于理解封建宗法统治下的中国传统文人的人生轨迹和儒道互补的心理结构很有帮助。

 李渔认为生活审美的关键在于拉开审美距离观照生活，成为观众而不是主角，成为消费者而不是劳作者，这样才能脱出功利的是非得失计较，而迅捷进入生活审美状态。如他对日常生活中的艺术欣赏和游戏的看法，强调精神娱乐功能，而这才符合精神审美的特性，艺术家是艺术的生产者，艺术受众才是享受者。作为专业剧团的导演和编剧，李渔在日常生活中更看重审美情趣而非专业技能，从精神审美而言“听琴观棋”远胜“操琴赛棋”，“奕棋尽可消闲，似难借以行乐；弹琴实堪养性，未易执此求欢。此琴必正襟危坐而弹，棋必整槊横戈以待。-----故喜弹不若喜听，善奕不如善观。”他始终不忘自己不是为忙人指路，而是给闲人解闷，事事必欲“常居胜地长为吉人 偶为而不寝食其中。”(P542)这正符合消费时代的浮躁之心的抚摩需求。

 

三、止忧疗病之方——以意为医，心和则百体皆和

 

无论何等达观，现实生活自然不是一帆风顺一成不变，于逆境庸常中发现生活乐趣，在忧患中平衡心态，才显出生活艺术的魅力。李渔不是那个不能变心从俗的屈子，他只是个能苦中求乐的戏人。因此乱世苟存的他不会去赴死，而善谈养生。

行乐之外便是止忧，李渔这里又变成了心理学家，他强调制定应急预案“止眼前可备之忧”，明了辩证法规律“止身外不测之忧”， “乐极生悲，否伏于泰，此一定不移之数也。命薄之人，有奇福，便有奇祸。即厚德载物之人，极祥之内，亦必酿出小灾。”有此心理准备，何足忧虑？具体而言“止忧之法有五：一曰谦以省过，二曰勤以砺身，三曰俭以储费，四曰恕以息争，五曰宽以弥谤。”（P551）退离避让是总体原则，

他还以自己的经验验证心理适应原理来治疗敏感症，“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常见可欲，亦能使心不乱。”又对房中节欲提出六个重点：节快乐过情之欲、节忧患伤情之欲、节饥饱方殷之欲、节劳苦初停之欲、节新婚乍欲之欲、节隆冬盛暑之欲，(P556-563)自认为“此房中秘术，请为少年场授之”，欲作性教育先锋。

养生不能不涉及祛病，健康是美的基础。李渔强调身心健康，身心双养，心为身主，“心和则百体皆和。”心和的关键在情感有度，“哀不至伤，乐不至淫，怒不至于欲触，忧不至于欲绝。”这正是儒家中庸论的情感理性观，到李渔的时代，已成民间人生智慧：“‘略带三分拙，兼存一线痴；微聋与暂哑，均是寿身资’此和心诀也。”（P564）慢性疾病、亚健康状态多半是身心疾病，李渔的和心疗法还是大有用场的。

在李渔看来，预防和及早治疗疾病是保持健康的要旨，这没错，但他肯定不是现代医生喜欢的那类病人，他相信“病不服药，如得中医。”（P569）他认为疾病多半是身心俱病，病根在心，强调静养，“勿以身试医”，还自认为“无病不可自医，无物不可当药。”（P573）本性酷好、其人急需、一心钟爱、难见契慕、素常乐为及生平痛恨等皆可为药，“愈疾之法，岂必尽然，得其意而已矣”。(P581)他是一流的心理治疗大师，深谙“情堪愈疾”、“喜则病痊”之理，又善转移病人注意力，增强其抵抗力，“总之御疾之道，贵在能忘；切切在心，则我为疾用，而死生听之矣。知其力乏，而故授以事，非扰之使困，乃迫之使忘也。”（P580）

心病须心医，得因人施治，为良医与为良相，均得研究民心民情，“人无贵贱穷通，皆有急切所需之物。如穷人所需者财，富人所需者官，贵人所需者升擢，老人所需者寿。皆卒急欲致之物也。惟其需之甚急，故一投辄喜，喜则病痊。如人病入膏肓，匪医可救，则当疗之以此。”（P574）“欲得未得之物，是人皆有，如文士之于异书，武人之于宝剑，醉翁之于名酒，佳人之于美饰，是皆一往情深，不辞困顿而欲与相俱者也。多方觅得而使之一见，又复艰难其势后出之，此驾驭病人之术也。”(P577) “听其我为，莫加禁止，亦是调理病人之一法。” 看来，如今得了绝症被告知回家该吃就吃，该乐就乐、为所欲为的病人，多半理解为消极等死，却不知这也是疗法，其间也有生路，只有达人得通。

知识分子群体大概是最容易与心病纠缠的了，李渔的药方是“凡系识字之人，即可以书当药”，“须知奇文通神，鬼魅遇之无有不辟者。---传奇野史，最祛病魔，倩人读之，与诵咒辟邪无异也。”（P577）这种心理暗示疏导疗法功效不凡，而在当时文化背景中能任心理医师之职的大概是巫卜居多，医者意也，“以意为医，十验八九，但非其人不行。吾愿以拆字射覆者改卜为医，庶几此法可行”。（P570）而对于以研究著述为业的人来讲，事业即生命，“予生无他癖，惟好著书，忧藉以消，怒藉以释，牢骚不平之气藉以铲除。------此我辈文人之药，‘止堪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者。”（P580）以血为墨，获得精神存在的愉悦，确实难为槛外人言。

李渔对自己的顺乎自然调理身心的医道很得意，人生七十古来稀，他也够资格讨论养生之道了，这个农耕时代的实证主义者认为自己的养生经验可称《笠翁本草》，在心理疗法方面可谓有突出贡献。 “总之，此一书者，事所应有，不得不有；言所当无，不敢不无。”(P581)“凡阅是编者，理有可信则存之，事有可疑则阙之，不以闻害辞，不以辞害志，是所望于读笠翁之书者。”（P569）这个《笠翁本草》确可与《本草纲目》相参照，成为传统中医养生学的重要构成部分。

 

重要参考文献：

（清）李渔，《闲情偶寄》，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

陈禾塬，《丹道修炼与养生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尼采著，王雨等编译，《快乐的智慧——尼采精品集》，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药方》（上部），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年。

王伟编著，《进补与养生》，广州出版社2004年

夏翔、王庆其主编，《历代名医医案精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