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高老师，近年来您发表的文章，有些讨论中国古代画论，有些论述西方当代美学，有些谈全球化，还有些讨论国际互联网、图像转向。我想知道，您在学术研究上的主要设想是什么？

答：谢谢你提的这个问题。在你之前就有人向我提出过，感到我是在学术上打游击，这儿打一枪，那儿打一枪，我正想就此作一说明。我们有一个习惯的区分，认为有些人是做中学的，有些人是做西学的。做中学的去做西学，或做西学的做中学，都是不务正业。我原来的教育，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美学。在上世纪80年代，在出国留学以前，我在中国传统美学方面花了不少功夫，也写过一些有关中国先秦和西汉时期的美学的文章。当然，当时也读一些西方美学的书，读朱光潜写的和翻译的一些书，也读一些用英文写成的书。例如我最近译成中文的门罗·比厄斯利的《美学：从古希腊到现代》，上世纪80年代就曾读过。在瑞典留学八年，主要读当代西方美学家的著作。读分析美学家们的一些代表作，包括约瑟夫·马戈里斯和理查德舒斯特曼编的分析美学的文集，也读在海德格尔和杜威影响下出现的批判分析美学的一些美学家的书。读恩斯特·贡布里希的著作，也读批判贡布里希的诺尔曼·布雷松等人的著作。在为博士论文选题时，我选了中国古代画论。这也许会被人们认为是一个老套。许多前辈学者留学西洋时，写博士论文也是从中国方面选题，觉得这么做材料熟悉，对西方人来说也有新意。但我的目标和他们有一些不同。我试图在中国材料的基础上建构一种与西方思想有着对话性的中国理论。与前辈学者相比，我觉得在我在这一点上要幸运一些。老一辈学者倾向于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材料，他们的研究属于西方出思想，中国出例证，或者西方出设想，中国成为试验场的范畴。这在当时是一个潮流，也有必要性。那段时期，中国现代人文学术还处在建立过程之中，引进西方概念，在中国建立相关的学科，是紧迫的任务。我与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当然，借鉴西方的思想，发展中国人文学术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这方面的工作还要做，我也在做。近年来我译了几本书，参与组织几个译丛，都是这方面努力的一部分。但是，西方学术到今天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西方人走出了普遍进步的观念，开始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反思，希望有所突破，并从非西方寻找发展其理论的资源。这时，我们从非西方的材料出发所整理出的理论，恰恰可以对西方已有理论构成补充和发展。这样，我很自然地得出结论，从我们的材料可以获得我们自己的理论，这个理论也具有普遍性，可以揭示西方人由于自身传统而被遮蔽的思想要素。由于这个大气候的变化，我在国外读书时的这个做法才可能被学校里的老师接受，甚至受到欢迎。我也由此建立了信心，回国后，从这种学术立场出发，继续往前走。

问：您是做文学理论工作的，能不能请您讲讲，为什么您要首选画论，而不是文论，来做这种挑战与补充西方理论的工作？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做起，不是更好吗？

答：的确，我本来是从事文论研究的。我出国留学前在国内所受的教育，从大学本科到硕士研究生期间，关注的都是文论。在博士论文时选择画论，是由于这样两个原因：第一是中国与欧洲在画论中的差异，要比在文论中更加明显，可以更为简洁明快地说清楚中西思想中的一些突出的不同之处。中国画家常常自己写画论画史，写出他们对绘画的观点，而现在留传下来的欧洲古代画论，大都是一些哲学家所为。我从古代中国人关于绘画的论述中，发现了他们对线条、结构、以及相应的对空间和时间的看法，都显然不同于欧洲古代画论，却与当代西方人的一些艺术观，有可比较之处。这种从中国传统中寻找因素，直接与当代理论对话的做法，也许很难，但我想努力去做，希望能因此而走出一条建构现代理论的路子。第二个原因，是面对现代视觉理论的发展，从历史中寻找启发，探讨图像转向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这么做，可以将之变成一个开放的话题。当然，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个哲学观念，即挑战主客二分，挑战世界被对象化和图像化，失去深度，失去意义的倾向，回到人在动作、活动和实践中与世界统一的观点。我用英文写的《中国艺术中的表现性动作》一书，在国外引起了一些关注，被认为是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对欧洲传统理论进行挑战。这方面的工作，当然不能只是做到那本书为止，还要继续做下去。前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寻找美的线条》。与我的其他一些文章相比，学术界对这篇文章关注较少，写得晦涩，发表在一个读者不多的杂志上。其实，我自己很喜欢这篇文章，后来自己又将它译成英文，在希腊的一份美学杂志上发表。那篇文章会构成我关于中西比较美学思考的一个起点。我还在《东京大学学报》上发表过一篇英文文章，谈中国绘画与围棋的关系。这篇文章也是从理论上寻找绘画与围棋间的关系，即围棋的比喻如何能说明中国绘画讲顺序、取势、有对手意识、有先手意识、有死活意识，有大局观等方面的特点。2001年东京国际美学大会上，我讲了中国绘画作为表演与作为表现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说明作为表演的绘画的存在，其实隐藏着一个道理，绘画的动作可以被欣赏，而我们对绘画的欣赏，与它作为运动的痕迹有关。这种运动的痕迹，是绘画中体现出的一种“看不见的身体”。去年在成都举行“美学与多元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赶上《达·芬奇的密码》在西方热销之时。我在会上从列奥纳多画的“维特鲁威人”所体现的数学与几何学指向，与中国《芥子园画传》体现的书法指向之间的差别，说明中西绘画的特点。这些文章都很难在一般意义上讲是中西比较美学的文章。也许更正确的归类，应属于针对西方美学的传统和部分现代流派，运用传统中国绘画理论资源所进行的带普遍性的美学理论建构。

问：您近年来提出一个观点，要区分“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这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您能否谈谈做这种区别的初衷，以及这种区分与当代美学建设有什么关系？

答：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在世界各地陆续出现一种将“西方与其他”的关系等同于“现代与古代”关系的情况。现代终究是要取代古代的，受这个逻辑影响，西方的价值观被人们普遍认同。中国加入到这个过程之中比较晚，到十九世纪后期国门才被逐渐打破。谈到美学的外来影响，则更晚一些。中国本来没有美学这个学科，正像中国本来没有哲学这个学科一样。在西方，美学这个学科在十八世纪才建立，到20世纪初年才传到中国。其实，不仅是美学，在20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了一个现代学科体系的建构过程，许多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学科，都是从那时开始逐渐引进的。200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联合召开的一次国际美学会议上，我提出，中国20世纪前期的美学，主要是“美学在中国”。一些重要的美学家赴日本和欧洲留学，为引进现代形态的美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作了一个比喻，就像语法学一样，最早的汉语语法学是将拉丁文和英文的语法运用于汉语建立起来的，以后的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汉语的特点，总结汉语规律，对既有语法体系进行修订的结果。美学也应该是如此，先引进，再改造。另一方面，西方人一谈到“中国美学”，就理解成中国从先秦到明清关于艺术和审美的论述。其实在那时，中国并没有美学这个学科，因此，那时的美学只是“美学前的美学”。我认为，从“美学在中国”到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而我们今天的研究是处在这种美学的建构过程中。“中国美学”要在已有美学的基础上，吸收传统中国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因素，又吸收最新国外美学研究的成果，更为重要的是，适应当代中国人审美和艺术实践需要，才能建立起来。后来，国内学术界对我所提出的“美学在中国”和“中国美学”的区分，有很多讨论。我将这个会议发言发展成了一篇文章——《全球化与中国美学》，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在国内和国外发表。在国内，前年在江苏徐州，中华美学学会与徐州师范大学还联合召开一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话题。在国外，这篇文章发表在《国际美学年刊》2004年号上，加入到了目前国际上关于全球化与美学关系的讨论之中。

问：您还提出“复数的世界文学”概念。“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无论是在歌德，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用的都是单数。我们只有一个世界，也只能有一个“世界文学”。您却要说，要有复数，“复数的世界文学”还是“世界文学”吗？

答：这个观点是我在《文学评价标准的国际性和文化性》一文中提出来的。在谈论全球化时，我们一般都说是经济全球化，但也有人提出文化全球化，我认为，还是提文化多样性为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一个文化多样性国际公约，这个公约对我们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发展民族文化产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讲“复数的世界文学”，是针对有人用“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为文化全球化辩护而作的反驳。“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出自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录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歌德以对中国传奇的接受为缘起说到了“世界文学”。他提出“民族文学”的时代过时了，“世界文学”的时代来临了，人们从此可以欣赏来自远方的文学作品。但他又提出，这些作品不能成为典范，典范还是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作品。这就显示出了歌德在讲“世界文学”时的文化立足点。他是站在欧洲文化的立足点上放眼全球，而别的民族也可以《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以印度的两大史诗，以各民族自身的优秀作品为典范，放眼世界，形成自己的“世界文学”。这样的话，所谓“世界文学”只是以自身的文化为立足点去相互看，而不是合为一体。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讲的是“世界市场”的发展造成了“世界的文学”，这些都是对他们所要批判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进步作用的承认，绝不是对他们自己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的展示。的确，经济的全球化会冲破民族文化的壁垒，但历史的发展证明，这种发展不会也不可能彻底挖掉民族和地方文化之根。当今世界的文化多样性要求，以及在文化多样性基础上发展文化多元化趋向，都包含着复数的世界文学的积极含义。

问：你最近翻译出版了杜威的《艺术即经验》，这对中国美学界来说，应该说是一件大事。这一方面是因为杜威的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价值颇耐人寻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新近美国美学界和哲学界再次兴起实用主义热，开始重读杜威。您认为，70年前出版的杜威这本书，对中国今天的美学建设有什么启示？

答：我对这本书的看法，在书前写了一个长序，都在那里说了，这里就不重复了，只用最简单的语言说几句。杜威的特点是，不是从具体的实物来看艺术，而是从经验的角度来看待它，这既包括欣赏经验，也包括创作经验。他强调不同经验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从日常生活经验到艺术经验，从对工艺到对艺术的经验，从对通俗大众艺术到对精英艺术的经验，其间有着连续性，要从这种连续性上来考察艺术的本质。他的“活的生物”概念说明了人与环境的关系。他的“一个经验”概念说明了审美经验的特点。他还对艺术在社会中的地位提出一个动态的评价，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艺术会从文明的美容院变成文明本身。这些观点，今日的美国美学家们越读越觉得有意义。杜威拆掉了艺术的象牙之塔，将艺术从一个封闭的世界拉回到日常生活之中，他也没有绝望地说艺术会终结，而是说艺术的未来，不是消亡，而是整个世界艺术化。所有这些，都对当今的艺术理论有着积极的意义。当然，我们不能全盘接受杜威的理论，而是要对这种理论进行批判的改造。我觉得，“实践”要比“经验”更为根本。我写过一篇读书笔记式的文章《经验与实践》，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批判他的经验论。当然，那篇文章写得还很抽象，要将这些观点具体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问：谈到“实践”，我想问一个问题，目前有关“实践美学”，有很多讨论，有人提出，要发展“实践美学”，也有人提出，要告别“实践美学”，您的看法如何？

答：“实践美学”要发展，而不能告别。前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开了一个“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研讨会。会议的录音后来被整理成了一本书，书名叫《跨世纪的论辩：实践美学的反思与展望》。我在会上发言的意思是，“实践”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杜威讲艺术在于经验，我认为，还是在于实践。这一点要坚持。实践是人的物质性的活动。有人讲，精神活动也是实践，这不对。实践是实际上做某件事。精神活动只是与“做事”活动相伴随的人的心理。从归根结蒂的意义上讲，精神活动不纯粹，也不独立，它必须依附于物质性的活动而存在。“想”只能是“想到什么”，“看”只能是“看到什么”。还有人讲，要既讲实践也讲创造。这也有问题。实践与创造不可分开，创造就是一种实践。在那次发言中，我还提出，我们不可以分“情本体”与“工具本体”，我们只有一个本体，即人的活动或实践本体，而不能有两个本体。两个本体是二元论，特别是康德式的二元论的表现。杜威将审美看成是与“一个经验”，即一个自身独立、有其发展过程、达到其完满的经验有关。我则认为，“一个经验”最终也要归结到“一个实践”。“一个实践”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完整而美好地做一件事。“庖丁解牛”是“一个实践”的最好范例。多么漂亮的一个过程。“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这难道不具有审美性质吗？我们日常生活中说，一件事干得漂亮，其中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它不是仅仅指做完了某件事，达到某种目的，而是指做得好，做的过程使做的人和看的人都感到愉快。中国古人对吴道子一天之内画嘉陵江水，画佛像时当众画圆光，都曾作过精彩的描述，这些都是“一个实践”。这方面的思想，我想以后逐渐展开。现在，我还是回到这样一个观点，我不能赞同告别实践美学，而只是说，要对实践观念作新的探索。实际上，“实践”观念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理论上的可能性。我们在马克思的原著中，在当代西马那里，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和艺术论述中，都可以找到许多相关的论述。这里面有无尽的资源。

问：目前，生态美学的研究在中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生态美学解决的是人的生存环境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答：我对生态美学没有研究，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生态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生态美学研究什么，我说不好。在国外，有一项研究也许与国内学者的研究近似，这就是环境美学。最著名的学者，是美国的阿诺德·贝林特和加拿大的艾伦·卡尔松。他们的书，近年来国内有不少介绍。我不想复述他们的思想，而是从国内的一些，也许已经是古老的话题谈起。前面我们说到“实践美学”。“实践美学”的自然观，就是著名的“自然的人化”的观点。自然怎样才能成为美的？按照“实践美学”的观点，是由于“自然的人化”。“自然的人化”包括两种，一种是人对自然的物质性改造，另一种是由于这种改造而形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这方面的争论，中国美学界争了几十年。人们问一个问题：月亮是美的，但怎么能说是被“人化”呢？同样，大海、高山、森林、荒漠，等等，又怎么理解它们的“人化”。“实践美学”的解释，是说由于第一种“自然的人化”，即人的实践的发展使人的力量得到了发展，于是那些未经人改造的对象与人的关系也变化了，由此，形成了第二种“自然的人化”。这种说法，被许多人认为是牵强的。这也是我许多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我想提出这样的看法。“自然的人化”作为自然成为美的最初理由，是不正确的。自然美的起源，不能从有了自然诗和风景画算起。自然首先是人的环境。这个环境本来的就是美的，与最初的人生活活动有关，而不是那种只有人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的人对自然的改造。当人在自己的环境中生活得习惯时，就对这种环境有了肯定性情感。这种情感与美感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人们喜欢说家园感，说思乡的情怀，这里面其实就包含着对自己所熟悉的环境的依恋。自然美应该是从这里起源的。只是到了后来，在人的实践活动高度发展以后，才有对改造自然的欣赏。人们砍掉了成片的森林，又种上了新的树。人们开垦了荒地，在上面种上了庄稼。这时，自然才与人们的劳动成果联系起来。人的艺术活动，也对自然美的发展产生着影响。当然，人不是由于艺术才开始欣赏自然的，但艺术活动确实在推动着人对自然欣赏的发展。美学界有一个古老的例子。朱光潜说农夫欣赏自己屋后的菜园，而诗人夸赞农夫屋前的大海。朱先生因此被批评是剥削阶级意识，那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特有语言。这个例子能给我们另一层启示：诗人夸赞大海，不免与关于大海的诗有关。在欣赏自然时，将自然当作艺术来看，欣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是自然美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我们常常说，是画家发现了某地的雾的美、某处晚霞的灿烂、某座桥的风韵、某棵树的姿态，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艺术在强化人对自然欣赏的经验。中国的山水画，受到山水诗的影响，而中国山水画的想象性特征，又对中国园林的建造产生影响。更进一步，中国的园林，其中山与水的结合的特点，景点安排与在其中游览的人的活动节奏的关系，又反过来影响着中国人对自然风景美的看法。根据这样的思路，我想可以建构一种不同于“自然的人化”的关于自然美原因的思路。这并不是说，要离开“实践”谈论自然美，而是看到那种改造自然的“实践”与一般人类活动之间的连续性。

问：近年来，关于“图像转向”和“互联网”，有很多专著和文章问世。您也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您能概括地说一说您的观点吗？

答：在这些方面，我大概可以说是一个保守派，属于那种相信太阳下面没有新鲜事的人之列。在飞速变动的世界中，这种态度促使我寻找变动中不变的因素。谈到图像与网络，涉及到我最近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谈图像。那篇文章中主要讲，图与词之争，不是今天才有的事，而是自古就有的，有时图战胜词，有时词战胜图。柏拉图将诗人礼送出理想国，体现的是词(哲学、非模仿的诗)向图(模仿的诗、戏剧)挑战。关于偶像崇拜的争论，则是又一场图与词之争。对于当前图像的胜利，我们要警惕，要区分“图像世界”与“关于图像的世界”，前者是虚幻的，取代了真实的世界，无所指的能指，而后者是以真实世界为所指的能指。我们不应欢欣鼓舞地拥抱图像时代，也无须悲观失望地哀叹图像世界的到来，未来的世界，仍会是一种词、图和音之间不断失去平衡又恢复平衡的状态。在那篇关于网络，或者说关于赛博空间的文章中，我的想法是，在网络文化研究中，我们目前有着一种根据科幻小说来研究，或者研究科幻化的倾向。赛博空间不是当代哥伦布所发现的新大陆，而只不过是我们的交流的工具而已。赛博空间给当代人带来了许多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身在网外这一事实，是不可否认的。那种认为我们有多种空间，即所谓的日常生活空间、多维物理学构成的空间和赛博空间的说法，有多个世界，即赛博空间属于“第四世界”的想法，都属于研究的科幻化。我们只有一个空间，这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空间。其它的一切空间，都只是这个空间延长，而不可能是与它平行或分立的另外的空间。我们也只有一个世界，这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的物质世界，一个与物质世界相平行的独立的精神世界，即第二世界都不存在，哪里还谈得上第四世界。

问：既然已经谈到这些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艺术研究之外的话题，我想借这个机会再问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或者说文学研究的边界。目前，在中国文艺学界和美学界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争论，已经成为热点，您对此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答：我的回答也许不能使你感到满足。也许，你是期待我所作的回答是，我在目前的这场争论中站在哪一方。其实，我哪一方都不属于，或者说，属于第三方。我不久前写过一篇小文章，谈文学研究的边界，文章的名字叫《文学理论的明天》。其中有这样的话，学科制度的划分，可以形成思想的家园，也可以形成思想的牢笼。一个可以经常走进走出的常住地是家园，一个不可以走进走出的常住地是牢笼。文学研究不可以画地为牢，在学科间自由地走进走出，对于这个学科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前些年出现的大逃亡，大批的人逃离这个学科，只是暂时现象。条件成熟了，这些人还会回来。我还曾写过一篇小文章，题目是《美学之死与美学的复活》，意思是说，种种新的批评方法将文学艺术的批评导向文化、历史、政治等等维度，但美学批评，即评论一件作品是否是一件好作品工作，永远不会过时。因此，文化研究的洗礼会使文学研究变成更加成熟，更加切合文学实际，而不是取代文学研究。这两篇小文章，也许可以概括我对这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态度。目前，这项研究在进一步深化。这几天正在构思一篇谈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章。我的态度是，日常生活审美化被许多人看成是艺术的终结。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艺术不会终结，而是清醒地意识到，随着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艺术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艺术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终结”过一次，但正是在这“终结”之时，现代艺术体系发展起来了。艺术在阿瑟·丹托那里又终结一次，这时，大众艺术和日常生活审美化发展起来了。艺术“终结”之时，正是艺术有了新的开始之时。杜威说，在过去的时代里，艺术是文明的美容院，它应该变成文明本身。艺术的繁盛是文化性质的最后尺度。这些思想都说明了一种对艺术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想将日常生活审美化与马克思关于“按照美的规律建造”的思想结合起来。艺术成了人研究美的实验室，这一实验室里的成果，要运用到生活的创造中。

问：您花了很多时间参加国际美学协会的活动，在这个组织中任职，还在中国组织了几次国际美学会议，翻译了几本外国美学的著作，似乎这一切都是在做外国美学的介绍。这与你所说的要发展中国美学有什么关系？您一方面介绍西方思想，为之作宣传，另一方面又说要发展中国思想，难道这不矛盾吗？

答：我的想法是，中国美学不能在封闭中求发展。这几年，我推动中华美学学会加入了国际美学协会，参加了最近的四次国际美学大会，将世界各国的一些重要美学家请到中国开会和讲学，努力促使中国美学走向世界，还推动中华美学学会与北京大学共同申办2010年国际美学大会并得到批准。最近，我计划要将停了七年之久的《外国美学》恢复起来。说实在的，与西方当代美学接触以后增强了我对发展中国美学的信心。年轻时候学美学，想到的是要到西方国家去学，认为那儿才能学到真正的美学，在中国学到的，只是一些二手的知识。到了国外，读了一些年的书之后，才回过头来看到，传统中国艺术理论中有着一些真正原创的东西，将它们整理出来，对世界美学的发展是一个贡献。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在国外的中国学者对中国思想比那些一直生活在国内的中国学者有更深的感受，原因就在于这些在国外的中国学者接触当代理论多，有机会作深入的对话和比较。中国美学只有在比较和对话中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这种比较和对话的结果，是我们对西方美学有更多的了解，对中国美学也有更深入的研究。

问：您能不能对年轻人学习美学，提供一些指导？另外，能不能开出十本20世纪西方美学的经典名著？

答：必须回答吗？这是我最不愿意回答的问题，每一个人都应该走自己的路。如果一定要说，那我只能从这样一个角度谈，即设想一位正在攻读硕士或博士的研究生应该注意什么，或者假设我自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我打算注意些什么。我想说这样几点：

第一，   在基础训练方面，中文、外文和逻辑思维能力，这三点是不可缺少的。朱光潜先生晚年时反复说，青年要学外文，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中国美学要发展，就是要借鉴外国美学。如果不是朱光潜和他同时代人的翻译，如果不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那么多译著译文，中国的美学就是另一个样子。但是，光学好外文也不行。中文写得好，对中国传统有深入的了解，也很重要。逻辑思维能力，是做美学的基础。在国外，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只能写美文，还不能做美学，还要有推理和思辨的能力。

第二，   要学习历史。一般中国和世界史，当然是要学的。但那已经属于基础教育了，无须我说什么。学美学，要从美学史开始，然后再读哲学史和文学艺术的历史。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不同，学自然科学的不一定要在本学科的历史上花什么功夫，而学人文学科，则必须从历史学起。去年，我把门罗·比厄斯利的《美学：从古希腊到现代》(中译书名为《西方美学简史》)译成中文，就是想让这本书成为一本美学的入门书。最近听到的一些意见，说这本书还是不那么好懂。我想，这可能是中国学生对背景知识的了解，与西方国家的学生不同。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可将这本书与已经出版的其他几本美学史结合起来读。也许我将来也可再为这本书再写一本补充和阅读辅导的书，提供一些背景材料，对疑难的概念作进一步解释。除此以外，一般哲学史和艺术史的书，出版了不少，各有特长，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第三，   要读经典。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经典。人们总是试图对学科作出这样那样的定义，但定义对提高我们对一个学科的认识所能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比方说，人们总是对文学作出这样那样的定义，其实，除了专业人士外，很少有人能完整地记住这些定义。我们对文学的认识，是通过阅读文学名著形成的。一批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放在那里，你去阅读了，就知道什么是文学了。如果你不去阅读名著，只是读理论书，空谈什么是文学，没有任何意义。同样，要想知道什么是美学，就得读美学的名著。读了一批这个学科的名著以后，你也就大致知道美学讲的内容是什么了。这时，作为一名专门研究家，可以试图去下定义，但不一定每一位美学家都对美学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或者都曾经下过定义。

第四，   关注前沿。我常常听人说，美学早已过时了。有一位同事总喜欢调侃我，说什么美学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高建平。我听了当然不高兴，但对这位同事，也没办法生气。回头再一想，在我们美学圈子里，的确有一股暮气。有人说，十年不参加美学会议，偶尔去会上听听，也不觉得自己过时。其实，在国际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美学，几年不做美学，就有跟不上的感觉。许多西方前沿的话题，目前陆续被人们介绍到国内。西方人的前沿不一定要成为我们的前沿，但我们要关注、回应。在中国，在艺术和审美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我们要在与西方当代话题的对话中，形成我们的前沿话题。

最后，你说要开列十本20世纪西方美学经典名著，这其实是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好书当然不只十本，但最有价值的书，肯定少于十本。这样吧，那些学术界已经熟悉的书，如克罗齐、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书，我想大家都已经知道，就不写了。我想下面这十本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书。当然，我要声明的是，这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书。最好的书也许只有一本，这就是杜威的《艺术即经验》。其他入选的书，与有一些没有入选的书，在水平上差得也不是太多。

一、杜威《艺术即经验》；二、门罗·比厄斯利《美学：批评哲学中的问题》；三、纳尔逊·古德曼《艺术语言》；四、阿瑟·丹图《日常物的美化》；五、理查德·沃尔海姆《艺术及其对象》；六、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七、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八、苏珊·朗格《哲学新解》；九、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十、诺埃尔·卡罗尔《超越美学》。

我自己除了杜威的《艺术即经验》外，还译过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和门罗·比厄斯利《西方美学简史》，都各自是同类书中的最好的著作。在其他一些类别中，如艺术领域、分析美学领域、文化批判领域，都各有其代表性著作。我在国外读书时，老师还让我精读过其他一些书，如杰尼·布洛克的《艺术哲学》(中文译成《现代艺术哲学》)、塔塔凯维奇的《六个概念的历史》、诺尔曼·布雷松《视觉与绘画》、恩斯特·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等，都应该是这个学科的重要著作。还有，近年来的一些新书，如阿瑟·丹图《艺术终结之后》、阿诺德·贝林特《艺术与介入》、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是这一学科的新收获。

就说到这儿吧。提到书，我是一个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人。不同的书说了不同的内容，不可互相取代。我只是设想一个阅读顺序而已。

个人简历：高建平，1955年生，男，江苏扬州人，瑞典乌普萨拉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国际美学协会秘书长，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外国美学学术委员会主任。著有《中国艺术的表现性动作》(英文专著)、《画境探幽》(中文专著)、《全球化与中国艺术》(中文专著)，以及数十篇中英文论文。译有杜威《艺术即经验》、《西方美学简史》、《先锋派理论》等著作。参与主编“新世纪美学译丛”、“美学·设计·艺术教育丛书”、《印迹》、《外国美学》、《美学》、《文学研究》等丛刊和集刊，参与主编《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中英文对照美学集刊，主编《国际美学年刊》2007年专号。一些论文被译成英文、西班牙文、斯洛文尼亚文等多种文字，在一些国际美学刊物上发表。

提问人：张冰，女，辽宁本溪人，1974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文艺学专业0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