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刚过，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芬兰学者索尼娅·塞尔沃玛逝世了。在此之前，我也知道她身体不好，但没有想到那么严重。去年六月，我在成都组织一个国际美学会议，曾邀请她。她先是说一定会来；后来说收到我的邀请信时间晚了一点，没有能申请到参加会议资助，但自费也要来；最后，她终于告诉我，身体不好，只好错过这一次了，下次在中国开会，她再来吧。我当时没有多想，下次就下次吧。现在再体会她当时的心情，失去一次来中国的机会，她是感到非常遗憾的。不是身体情况实在不允许，她一定会来的。成都会议后，她来信问会议的情况，我给她讲了一些，又寄去了一本我和王柯平合编的2002会议论文集。去年的12月23日，还收到她的一份邮件，祝贺圣诞新年。本想今年夏天，安卡拉会议时，还会见到她。谁知错过就错过了，没有下一次了。

我是在1995年夏天的芬兰拉赫底国际美学大会上认识索尼娅的。那时，她是拉赫底的一所附属于赫尔辛基大学的艺术学校的校长，是大会的组织者。拉赫底会议是一次有五百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学家参加的盛会。当时，我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博士生，第一次参加国际美学大会。会议的会标是飞动的人俯身领受一朵小花的美丽和芳香。看到这个会标，我心中一动，想到了宗白华的小诗“世界的花”。索尼娅大概没有读过那首诗，选用这个图案来做一次美学大会的会标，正好符合宗白华营造的意境。的确，那次大会处处体现诗情画意。五天的会议期间，有好几次艺术学校学生所作的多彩多姿、别致优雅而又不同风格的表演。小小的拉赫底城到处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展览。会议开幕那天，拉赫底市请五百多位会议代表共同分享一个做成拉赫底城市地图形状的大蛋糕。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乘船湖上游览。芬兰号称千湖之国，北欧的夏日又特别长。下午出发，从熔金的落日到满天的晚霞，我们尽情饱览五光十色的湖上风光。午夜时天才全黑。这时，游湖活动到达高潮，船开到一个小岛上，代表们都下船，每人领一支蜡烛，星星点点的烛光汇聚在一所教堂前，音乐会开始了。

当然，艺术活动只是穿插在学术活动之间。会议在艺术学校里举行。会议期间，在诸分会场间到处可以见到索尼娅。她是总指挥，穿一身庄重的长裙，长长的耳坠下挂着两枚中国古代铜币，走来走去安排着各种事务。我想那两枚中国铜币的意义很重大。东方的因素来了，这是世界美学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的象征。拉赫底会议，其中有太多的事值得回味。就说几件与东方美学有关的事吧：

开幕式上，阿瑟·丹托发言，提到当代美学话题的转换和非西方美学的价值问题。他讲完了以后，一位长胡子的东方老人站起来，郑重地向他鞠躬表示谢意。那位老人是谁呢？能这样代表东方美学？我很好奇。会议期间，他和我在一个分会场。我过去和他交谈，和他交换名片，一看名片上的汉字：今道友信！这是今道友信最后一次参加国际美学大会。以后几次，包括在东京的那一次，他都没有参加。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人很少，除我以外，还有山东大学的周来祥先生，香港和台湾都各来两三个人。但这次会议上，一个亮点是有十几名喜玛拉雅山上的小国尼泊尔的代表。一位尼泊尔代表主动来和我交换名片，说：“我来自尼泊尔，今后我们也许不会再联系，也许再也不会见面，送你一张名片，做个纪念吧。”说得我心里一热。那么多来自尼泊尔代表，比中国代表要多好几倍，成了会议的奇观。当代的报纸也追着尼泊尔代表采访。后来，索尼娅告诉我，为了尼泊尔代表能到芬兰来开会，她作了很多的努力，其间有很多周折，最后，拿着她个人的银行信用卡作担保，才为他们申请到了芬兰签证。

这次会议更有价值的一点是，首创了比较美学专题。国际美学大会一般都设十个专题，代表们申请发言，要注明自己在哪一个专题下发言。比较美学专题设立后，就有了一个类似制度性的规定，以后的国际美学大会，都设立这样一个专题，安排一批从事比较美学的人发言。国际美学协会有一点像当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本来是西方人的俱乐部，后来非西方人加入了，才变成了世界性的。索尼娅的这一创举，对于国际美学协会和国际美学大会来说，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拉赫底会议后是卢布雅那会议、东京会议、里约热内卢会议，非西方美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从索尼娅的那两枚中国钱币开始，东方深深地植入了国际美学大会的框架中。

有一次，索尼约与我深谈学术界的一些事。她说了这样的意思，在北欧美学圈子里，她的研究并不占主流。她是一位诗人和艺术家，是从艺术走向美学的，而西方美学界的主流仍是哲学路径。她关注非西方的艺术和美学，而美学圈子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索尼娅走在时代的前面。2002年10月北京的那次会议上，她与来自意大利的学者玛奇亚努对发展东方美学寄托了多么深厚的希望。可惜她没有能来参加2006年的成都会议，这次会议被海因斯·佩茨沃德称赞为代表着美学的文化间性转向。今年是安卡拉会议。会议上有一个“多样性的亚洲美学”专题讨论，会议安排让我主持。三年后是北京会议。我们当然要好好安排，我们总会做点什么的。世界美学的风向在变化，东方国家的美学与文化都在崛起。去年成都会议后，我在写给她的电子邮件中，说了一些这样的话。她听了以后很高兴，但可惜的是，她不能再来北京了。

拉赫底会议后，我回到了瑞典，将会议发言改好，给她寄去。此后，我就忙于学位论文的修改、答辩。1997年7月，我从瑞典回国，到社会科学院工作。9月初，滕守尧对我说，有一位客人要见你，是不是你陪她一天，带她在城里走走。我问是谁，他说是索尼娅。见到索尼娅后，她送我一本波兰出版的《对话与普遍主义》杂志。她是这一期杂志的特邀主编，上面登载着我在拉赫底会上提交的论文，谈中国的“美学热”。我带她去了故宫，面对着太和殿，她赞叹不已。我们又去了北海公园，坐在湖边聊北欧美学和中国美学，聊她年轻时边在法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机构工作，边读博士的经历。此后，索尼娅每次到北京来，我们都能见上一面。

2001年我在东京见到她。2002年10月，我和王柯平在北京组织一次国际美学会议，索尼娅来参加会议，提交了一篇有关大自然的诗性智慧的论文。2004年5月，在武汉会议上见到她。2005年秋，我在赴欧洲访问前夕，再次在北京和她匆匆见了一面。她说要去北京外国语大学见见那儿学芬兰语的学生，我帮助她联系好，让她自己去。由于我当时忙着出国，没有能陪她去。大约是在2006年春，她再次来北京，安排我们去芬兰使馆参加那里的一次庆祝活动。那大概是我最后一次见她了。

听说她逝世以后，我给国际美学协会的会长海因斯·佩斯沃德发了一封信。在我的要求下，他代表国际美学协会写信表示哀悼，肯定索尼娅对美学事业的贡献。索尼娅有一本名叫《松树中的美》的一书，正在印刷中，英国学者维尔金森教授来信希望我能同意在书前的悼念词后签上我的名字，我当然完全同意。

索尼娅还有一本书，名叫《漆盒》，风格与《松树中的美》相似，刘成纪已经将它译成中文，但还没有能出版。索尼娅的书，写得优美自然，像是讲故事，讲个人经历，讲个人感受。见书就见其人，将她的艺术家的气质展现在读者面前。但是，出版社觉得这种书不好归类，既不像学术著作，又不像小说，于是出版起来就很困难。看来，就像索尼娅的学术努力，需要过一些年才能为人们所理解一样，她的书，也要过一些年才能被出版界接受。好在书放在那儿，过一些年也不要紧，好书的价值人们终究会认识到的。

下次我们再组织会议，索尼娅不会来了。索尼娅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在联合国，组织拉赫底会议，经验丰富。有她在，我们做得不够的地方，她就设法给补上了，气氛出现不谐调时，她就主动出来给调节了。于是，有她在，我们作为主办者，似乎就安心不少。但是，她不来，我们也会组织会议的，我们会努力做好的。这正是索尼娅所希望的。东方的美学走向世界，用新的方式做美学，这是她所想要做的事。我们会这么做的，我们也会长久地想到她，她是中国美学家们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