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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守祥:启蒙精神的高度与限度——试论理性悲剧《浮士德》的启示意义
来源:美学研究 日期:2006年6月28日 作者:傅守祥 阅读:3221

[摘 要] 德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巨匠歌德以其伟大而丰富的文学创作,对西欧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在德国民族形式中加以艺术概括,形成了贯穿其一生的著名诗剧《浮士德》;该剧以百科全书式的多样性,向世人展现了它所张扬的自强不息精神和生命应在追求、超越中获得升华的理念;同时,它以巨大的勇气和深邃的洞察揭示了人类存在的困境和人性发展的悖论,体现了人类理性的一种普遍的“悲剧性”宿命。作为一部人类灵魂与时代精神的发展史,《浮士德》既是对“浮士德精神”的颂歌,也是对浮士德式追求的反思;既是对人的自信,也是对人的怀疑;既是对现实生活的肯定,更是对理想生活的呼唤。

[关键词]启蒙思想;理性悲剧;浮士德精神;浮士德难题;现代洞察。


The Height and Limita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 Spirit

——On the Inspiration of Faust as the Tragedy of Reason 


Fu Shou-xiang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Zhejia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Hangzhou 310012, China)

  Abstract: Faust is a genius creation in which Goethe combined artistic, philosophical and religious thinking together to comprehend the fate of human beings and he found out the fates of human beings were both fatalist and causality, both independent and dependent, both positive and passive. These are the core meaning of Faust.The image of Faust shows Goethe’s dualistic thinking about struggling as well as his concern for human’s development, an ultimate problem of human being.

  Key words: tragedy of reason ; Faust’s spirit; Faust’s problem; modern discernment.


   十七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叶是西方资本主义上升和发展时期,而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正是为这种上升和发展向封建阶级夺取政权、逐步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在思想上作好准备。德国的文学巨匠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的文学活动紧密结合这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变,特别是贯穿其一生的代表作《浮士德》(Faust)就是通过浮士德这个人的体验、追求和发展,对西欧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在德国民族形式中加以艺术概括,并根据十九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展望人类社会的将来。

一、诗剧《浮士德》:一部人类灵魂与时代精神的发展史

   诗剧《浮士德》是伟大诗人和思想家歌德的精神的最充分体现。他对自己其他任何一部杰作所付出的心血,都没有对这部传奇史诗所付出的心血多。他致力于这部悲剧的写作长达六十年之久,差不多整整一生。诗人八十二岁的漫长一生,正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接连发生的时期。作家的大脑里积满了生活印象,经过艺术加工,形成了作品的构思。作品艺术地再现了诗人的内心感受、精神感奋、思想追求和时代的政治生活等;它既是诗人个体思想历程的总结,也是对欧洲知识分子集体思想探索过程的总结。

   《浮士德》取材于德国中世纪的民间传说,用多种诗体的韵文写成,共一万两千余行,分上下两部;第一部二十四场,不分幕;第二部分五幕二十五场。照歌德自己的说法:在第一部中,浮士德还处在“小世界”中,追求“官能的”或“感性的”个人生活享受;在第二部中,浮士德进入“大世界”,追求“事业的”享受。歌德对这部作品无论在整体还是局部上,都作了长期的周密思考。他要通过浮士德这个形象的发展体现出人类历史的道路:它是怎样摆脱了中世纪的蒙昧时期,探寻新的生活道路,跟一切困难和障碍搏斗,克服了内在和外在的矛盾,最后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且展望到将来美好的远景。

   浮士德是作为一名学识渊博的学者出现,要探求、解决人类生活的终极意义。从渊博的学问中,特别是书本的死知识,他找不到满足。在魔鬼靡菲斯特帮助下,他追求私欲的享乐,害了别人,反而使他受了良心严厉的责备,更无从说到满意了。在这两个过程中,浮士德只活动在所谓“小宇宙”——即指狭隘的环境内;第二部写浮士德在所谓“大宇宙”——即指广大的社会里的活动。浮士德出现在一个宫廷里,虽然名利双收,但是替没落的封建统治者服务,他仍然感到失落。于是,浮士德便走向古典文化艺术的研究,可是,所谓古典美的生活遗留下来的只能是躯壳、只能是形式,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最后一个阶段,浮士德由于替那个国家平息了内乱,在海边获得了一块封地,他在这里实现他填海开荒的伟大理想。当时浮士德已经百岁、双目失明,仍然操劳不息地指挥工作。在为人而不为己的改造自然的宏伟事业中,他方始感到人类生活的真实意义。浮士德内心怀着无限的愉快和满足死去,灵魂被赶来的天使送入了天堂。这部悲剧内容庞杂、头绪纷繁,幻想、现实、神话、历史交织在一起,主人公在魔鬼靡菲斯特帮助下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故事情节可谓光怪陆离,场面变化叫人眼花缭乱,思想内涵似乎难以捉摸。其实,主人公浮士德对宇宙奥秘和人生意义的探索、对理想和真理的不断追求就是贯穿全剧的红线。郭沫若曾说:“它(指《浮士德》)披着一件中世纪的袈裟,而包裹着一团有时是火一样的不知满足的近代人的强烈的冲动。那看来分明就是矛盾,而这矛盾的外表也就形成了《浮士德》的庞杂性。不过我们不要为这庞杂的外表所震惊,尽管诗人在发挥着他的最高级的才华,有时是异想天开地闹得一个神奔鬼突,甚至乌烟瘴气,但你不要以为那全部都是幻想,那全部都是主观的产物,都是所谓‘由内而外’。它实在是一个灵魂的忠实的纪录,一部时代发展的忠实反映。因此我也敢于冒险地说,这是一部极其充实的现实的作品,但它所充实着的不全是现实的形,而主要地是现实的魂。一个现实的大魂(时代精神)包括各种各样的现实的小魂(个性),诗人的确是紧紧地把它们抓住了,而且时而大胆,时而细心地把它们形象化了。他以他锐敏的直觉,惯会突进对象的核心,大之更能朗豁地揭露世界进展的真理,他是把辩证法的精神把握住了。”[1](P.8)

   《浮士德》所关注的是人类的命运前途问题。宗白华先生曾分析说:“近代人失去希腊文化中人与宇宙的协和,又失去了基督教对上帝虔诚的信仰,人类精神上获得了解放,得到了自由,但也就同时失所依傍,彷徨,摸索,苦闷、追求,欲在生活本身的努力中寻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歌德是这时代精神伟大的代表。他的主著《浮士德》,是人生全部的反映与其他问题的解决(现代哲学家斯宾格勒Spengler在他的名著《西土沉沦》中,称近代文化为浮士德文化)。歌德与其替身浮士德一生生活的内容,就是尽量体验近代人生特殊的精神意义,了解其悲剧而努力,以求解决其问题,指出解决之道。所以有人称他的《浮士德》是近代人的圣经。”[2](P.66)《浮士德》对人类命运的探问和回答都是歌德时代以至今天人类哲学思索的天才成果;浮士德的经历表明:人类的命运既是因果的又是宿命的,既是自主的又是他主的,既是乐观的又是悲观的,最终还是乐观的。在艺术形象上,歌德的浮士德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发展:哈姆雷特只肯定了人的价值,但对于人生的意义、人的作用只是用怀疑哲学的方式提出“存在与不存在”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却未予以解决。浮士德则肯定人的作用,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行动、在于作出有益于社会的实践。所以浮士德开始就明白说出“泰初有为”,即认为通过实践而不断追求真理,最后领悟到人生的真谛;或如剧中所说“智慧的最后结论”是:“人要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与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弗朗茨·梅林认为:“在德国文化领域中,没有比歌德更真实、更伟大、更不朽的人了。别的民族和时代可能有过或将有更伟大的诗人,但歌德对于德国文化,好比太阳对于大地,尽管天狼星具有比太阳更多的光和热,然而照熟大地上葡萄的是太阳,而不是天狼星。”[3](PP.89-90)研究歌德的德国专家季尔鲁斯说:十八和十九世纪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与道德的潜能浓缩在歌德的身上。要认识德国人民的民族特性,就要在较为深刻的程度上揭示它的最伟大的天才诗人歌德的秘密。[4](p.3)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要揭示伟大诗人歌德的秘密,就要在较为深刻的程度上揭示出他的毕生代表作《浮士德》的秘密。

  二、自强不息的理性悲剧:浮士德精神与浮士德难题

   作为西方文学史上的名著,关于《浮士德》的研究著作堆积如山,正如韦勒克所说:“歌德的著述可以放满一间藏书室,而关于他的著述则可以充塞一间更大的藏书室。”[5](P.265)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只要一提起歌德,自然会想到“浮士德精神”;一提起“浮士德精神”,自然会想到大文豪歌德。可以说,鲜明而突出的“浮士德精神”使歌德的这部诗剧在众多同一题材的作品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着难以撼动的历史地位。

   “浮士德精神”的具体内涵,一直受到歌德研究者乃至普通读者的关注;国内外对此问题的回答,可谓异彩纷呈,但也有较为一致的地方,即:“浮士德精神”代表了西方人的现代精神,“永不满足现状”、“不断追求真理”、“重视实践和现实”[6](PP.41-45)是浮士德性格的内核,也正是理想生命的特质。具体说来,“浮士德精神”就是对现实永不满足、对理想和真理永远不断地追求,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不断发展,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辨明进取的方向,并不断通过实践来检验真理,克服各种障碍和困难,最终实现人类的自我拯救。歌德具有坚定的启蒙主义的信念,相信人类一旦从中世纪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能无限地完善;而浮士德就具有永不止息地追求完善的欲望,而且在这个人身上,“集中了一切伟大的发展倾向”[7](P.297)。因此,浮士德“所走的荆棘丛生迷路纵横的道路,是人类发展本身的一个缩影”[8](P.235)。在歌德笔下,浮士德具有西西弗斯般的毅力,却又比西西弗斯具有更高的理想和自由。浮士德用自己不断的奋斗提出了新时代的人生命题:自由是人的本质,而自由的含义是欲望的永不满足和毫不间歇的追求;没有终极意义上的理想,只有永恒意义上的追求。这充分体现着歌德自身的精神特征;歌德认为:人的“自我的源泉、活力和根本核心仍然是那欲无止境、永葆青春的原始激情”[9](P.286)。人靠着这种原始激情,保持着丰富完整的个体;同样,也靠着这种原始激情,个人行为才可能是个不断更新的整体,才可能与社会的行为相一致。它是自我实现的真正动力,而正是在无数个个体的自我实现中,带动了整个人类的进步。近现代西方文化的主流是反对消解情欲的,它追求欲望与理性的和谐发展,并且认为这种追求应该是无限的、无止境的。浮士德精神的出发点就在于寻求生命的最高限值和全部奥秘,即使明知“有限永远不能成为无限的伙伴,也依然要走向生命毁灭的终点”[10](P.136)。

   歌德在浮士德身上实现着关于自由的理想时也揭示了自由的矛盾性,与康德关于人的自由的认识“人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异曲同工。从浮士德一生的五个奋斗阶段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浮士德的意义蕴含在他对自我的否定中:凭着他那不安的激情,他从经院书斋中走出,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他先是否定了死气沉沉的书本知识,意识到人生意义在书斋之外、在自由的求索中;接着他便在品尝爱情的醇美中酿出苦酒;他有政治抱负,却为腐朽的封建王朝服务;他狂热地追求古典美,结出的硕果却早早夭折;他要建立赫赫功勋,却把对自然的征服建立在非人道的基础上。浮士德一生五次奋斗都以悲剧告终,但是他的不断否定与不断进取,表现的正是人的追求与发展的必然过程。浮士德的经历表明:人类总是给自己提出难以企及的高尚目标,而每向这目标靠近一步,人类都要以自己的错误甚至牺牲为代价;这种庄严的悲剧性,决定了人类进步的道路曲折而又漫长,决定了人类必须一刻不停地努力向上。启蒙主义者提倡用理性去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对人类前景怀有乐观的信念,试图培养人自身的完整及人与环境的和谐;为实现这一理想,人类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苦闷、彷徨。启蒙主义者认为这一过程是人类不断认识、了解自身的过程,也是不断受挫者从而获得启示的过程;人类正是通过对自我的一次次否定,才最终实现了对自身的超越。浮士德的一生经过了知识悲剧、爱情悲剧、政治悲剧、美的悲剧及事业悲剧,他在不断否定旧我的过程中确立新的自我,从而使他的生命具有了存在的意义。浮士德虽然经历了一次次失败,但是他的理想却始终没有幻灭;虽然他的理想超出他的实践能力使他成为一个悲剧人物,但是在他的悲剧里面却充满着鲜明的乐观主义色彩;他对自我的一次次否定成为追求新目标的起点,他的追求和努力最终使他的灵魂获得了拯救。歌德曾这样解释说:“浮士德身上有一种活力,使他日益高尚化和纯洁化,到临死,他就获得了上界永恒之爱的拯救。”[11](P.244)歌德所说的浮士德身上有一种“活力”就是后人一再研修参详的“浮士德精神”。浮士德惊心动魄的一生并不旨在表明生命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循环,而是要宣告生命应在超越中获得升华;不旨在表明生命的行为是外在力量压迫下的无赖的选择,而是要宣告内在的灵与肉的需求才是生命之水奔涌向前的原动力。

   浮士德的不满、骚动、欲求与五个奋斗的悲剧同时也构成了深层的隐喻和象征,它展示的是人类历史的发展现状与永恒的二律背反规律。人类正是因为具有那种出于本能的原始激情,具有那种虽是盲动却始终坚持不懈的努力,才使进步与发展成为可能;人生的意义并不完全体现于善本身,还在于趋向善的过程和行为。浮士德在现世生活的大海中畅游,痛饮生活美酒,遍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历经无数种欲望的满足、无数种造善的初始、无数种罪恶的滋生、无数种成就与荣誉的获得。这里既不是至善的天堂,也不是至恶的地狱,而是包容了这两种属性的多极世界;浮士德身上兼有双重人格,他把天帝的意志与魔鬼的品行融为一身,天帝所代表的善和魔鬼所代表的恶一同发挥作用。由此,也引出了西方文学中那个有名的“浮士德难题”:怎样使个人欲望的自由发展同接受社会和个人道德所必需的控制和约束协调一致起来——怎样谋取个人幸福而不出卖个人的灵魂;从哲学上讲,就是康德所探讨的“自然欲求与道德律令”之间的矛盾。康德认为,道德必须脱离人的动物本能(去苦求乐)而诉诸于超人性的纯粹理性;在他看来,道德与情欲的冲突是绝对的,而道德的崇高是在扼制人的情欲中实现的。歌德的浮士德面临的正是这种两难心态,即“紧贴凡尘的爱欲”与“先人的灵境”之矛盾,而他的追求就是实现两者结合的“新鲜而绚烂的生命”。然而,这种两难境地往往预示着探索的结局可能是一无所获。魔鬼靡菲斯特在同浮士德打赌时就曾预言:“你是什么,/到头来还是什么,/即使你穿上几尺高的靴子,/即使你戴的假发卷起千层皱波,/是什么,永远还是什么!”浮士德承认魔鬼说得对:“我也想到,只是徒然,/把人类精神的瑰宝搜集在身边,/等到我坐下来的时候,/仍无新的力量从内心涌现;/我没有增高丝毫,/而对无垠的存在未曾接近半点。”[12](P.177)这是歌德难消的隐忧,也是他比其他启蒙主义者高明的地方,他能够意识到把握宇宙并非易事、实现自我超越何其艰难!如果说“哈姆雷特式的忧郁”是个体独立意识刚甦醒并意识到自身的软弱的标记,那么“浮士德难题”则是对人类刚走向成熟时对情感与理智、自然欲望与精神追求、个人发展与社会改造等矛盾的严峻思考。浮士德是人类精神困境的完美阐释者与体现者;作者安排他在双目失明后实现理想、体验了满足感,说明歌德清楚人类存在的困境、清楚睁开双眼的浮士德或者清醒着的人类并未找到解决自己存在悖论的办法。人类一直在希冀以有限抗衡无限,于是产生了痛苦,也激发了创造力;就个体而言,这种反抗是失败的,就整体而言则仍在继续。《浮士德》的这种悲剧意识反映了歌德的深刻,也反映了不断进取的奋斗者们共同的历史命运。道尔认为浮士德的悲剧是由于他的性格所致。他说,浮士德的生活历程本身是悲剧性的,而悲剧性的性格带来悲剧性的命运。这来源于他的本性,他经过所有失败之后,不断重新开始,又不断跌落下去,直到最后又重新抬头。这只有在无限中才能实现,他被魔术在有限中带到他自己必须占有的一切东西,但又必须越过这一切。然而持久的东西他不想要,也不能要。这基于他的悲剧性的天性,因为他不可以停留,尽管他想要停留,他自己不能完成他想要完成的东西。他向前的渴望,越过任何停顿,而不顾一切,向前直奔,于是他失去安宁,生活中屡犯过错,而展望将来,只有在憧憬中的一瞬间,才达到与宇宙一致。[13](P.173)

    三、穿越传统的现代洞察:“说不尽”的《浮士德》

   《浮士德》的思想非常丰富而复杂,歌德的许多思想都深藏其中,甚至因为这种丰富而复杂的内涵使全书的结构不免趋于松散。《浮士德》在艺术风格上也显示出一种多样性,其中既有狂飙突进时代充沛的感情(如第一部的甘泪卿悲剧)、古典时期的明净稳健(如第二部的第三幕完全模仿古希腊悲剧),也有浪漫主义时期的丰富幻想(如第二部的第二、三幕),更有晚年歌德常用的象征暗示(如第二部的各幕及第一部的第一、四场等)。正是利用了多种多样的技巧和方法,歌德才能在《浮士德》中广泛地反映他对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科学、社会问题、人类前途、人生价值等各方面的见解。可以说,《浮士德》不仅在内容上有百科全书式的多样性,在形式、风格、诗体上也同样有着百科全书式的多样性。《浮士德》丰富而复杂的内容使它成为一部“说不尽”的作品;每个研究者和读者无不可以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所处的时代,从不同的角度对它作出新的解释、获得新的启示。

   对真善美不屈不挠的追求是《浮士德》中所体现的“浮士德精神”,它概括了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西方近代精神历程,构成了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传统;而“浮士德难题”所体现的歌德对这种追求的悲剧性预感和对人类存在悖论的隐忧,则使《浮士德》穿越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超越启蒙时代形成了一种非常可贵的现代洞察和现代反省。

   从根本上说,浮士德是积极、善良、肯定的化身,但在其进取的路上,他也常常流露出对追求本身的怀疑。当他仰望太阳感到“两目受刺而痛眩”,便转眼“掉向一方”时,有一段由衷的感叹:“焦灼的憧憬呀不正和这相仿?/待确切地要达到那最高愿望,/成就之门已为他把双翼张开;/但从那永恒的真理发出过量光芒,/我们便瞠目而立,不免惊惶;/……于是乎我们又只得回向下方,/在最幼稚的面纱中自行隐藏。”浮士德的所有行为,其实质是指向一个终极目的、包孕着形而上的追求,但是他却在追求的中途从太阳得到启示:目标是不可及的,生命不可能趋向目标,人生本是在目标引领下的反复与回旋。这种感受在现代主义文学中比比皆是,卡夫卡的“K”们就是代表。启蒙主义的中心命题是对人自身力量、自我价值的信任,而20世纪的失落正是从对人自身的失望开始的,歌德通过浮士德与魔鬼签约时说的“我从前把我自己吹得过分,/我其实只能和你(指靡菲斯特)品衡”将“人”降到了“魔”,几乎预先宣告了现代主义对人文传统的颠覆;并且让两者联手入世,通过浮士德的嘴玩世不恭地喊出了:“让我在那感官世界的深处,/疗慰我这燃烧着的一片热情!”颇像20世纪着意破坏传统、挑战道德的“垮掉的一代”的言行。以启蒙理性为支撑的“浮士德精神”,虽然根子上有一种对永恒的向往和追求,但是又常常表现出深深地迷茫;与魔鬼签约,表明了浮士德对自己的彻底否定和对人生的无奈——生也有涯而永恒无边。

   魔鬼靡菲斯特虽然是作为至善的对立面出现的,但是他却常常语出惊人,代表了洞察宇宙奥秘、尽知一切枉然的冷酷与真实,通过他歌德传达出一种非常可贵的现代洞察和现代反省。单从开篇他和上帝打赌来看,其必胜的把握就是建立在对人本身、对世界的绝对否定上。在他看来,人不过是“长足的阜虫”,人世间只有“苦厄”和“古怪”;而且他认定这种状态即使是上帝也无法改变。这种对人生和世界的根本认识,几乎与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见解同出一辙;卡夫卡作品中的变形、荒诞派戏剧中人类的委琐和丑陋等几乎就是这种认识的细节注解。靡菲斯特以一种完全独立于启蒙主义者之外的视角,审视和评判所谓的“启蒙理性”和“人性力量”:当纵观社会时,他说“强权就是公理”;当俯察生存时,他说“人总是盲目的”;当洞察人性时,他说“神明把自己放在永恒的光中,/把我们恶魔放在暗窖,/你们人呢,是一明一暗的相交。”当浮士德陷入困境无力自拔时,靡菲斯特以其强悍、凶险的行动推动浮士德前进,这个“否定的精灵”每每成为关键时刻的创生动力。“对浮士德来说,靡菲斯特是不能撇开的同伴,他挫败他的自我而同时又用意志来煽动他的激情之火。他把自己称之为生命疾患的痛苦医师,本质上就是一种灾难的存在救星,是产生光明和所有事物并给这些事物带来非存在宁静的原始罪恶的一部分;是‘不可理解的力量的一部分,它总是欲恶而从善’。”[14](P.401)然而,特别有意味的是,作为人类的象征、上帝所肯定的浮士德却总是“欲善而从恶”。无论对人类整个生存的蔑视、否定,还是显示人性本身的缺陷与不完满,都是现代主义在20世纪的深切感受。歌德笔下的靡菲斯特,富有力度地立足于生存之上,以自己的强力全面、彻底地将人类的生存玩弄于股掌,成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中常见的、人类难以把握的“存在”或“造化”的化身。歌德在他四面开拓的漫长生涯中,在他作为大臣与诗人的夹缝中,在他沉稳的风范与激荡不羁的心灵冲突中,在他极力赞叹“浮士德精神”的同时,竟然创造出一个靡菲斯特,以之与20世纪遥遥相通,真正显示了一种卓越高超的洞察力。

   《浮士德》是一个预言,也是一个寓言,它写出了人类理性的一种普遍的“悲剧性”宿命:人类由于拥有理性而永远不会像动物一样满足于现实,一方面人类的追求永无止境,一切都不过是有始无终,未来总是一种幻想和不可言说之境,因此追求之人必然感到孤独和忧伤;另一方面人类既渴望向善飞升又永远受物质世界牵引,既俱绝梅菲斯特又接受梅菲斯特,因此每一次追求又总与自身内部的“恶魔”相伴,每一次超越都不过是唤起更高的追求。面对这样一种“贪得无厌”、有加无已的悲剧性理性,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义无反顾,大胆进取,乐享人生,体现了一种无限开放的性格和积极健康的人格。浮士德精神并不能证明他会在除旧布新的人生探索中愈来愈从善如流,逐渐摆脱遗憾进入辉煌,浮士德是人类的精神世界的一种写照:既乐观又迷茫,既冲动又沉着,既肯定又神秘。所以歌德的《浮士德》既是对“浮士德精神”的颂歌,也是对浮士德式追求的反思;既是对人的自信,也是对人的怀疑;既是对现实生活的肯定,更是对理想生活的呼唤。[15](PP.203-204)如果说浮士德对真善美不屈不挠的追求构成了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传统性,蕴含了一种时代意义,那么歌德本人对这种古典精神的俯视和超越则形成一种现代洞察,使《浮士德》具备了诸多现代甚至后现代的气息。正是这两种价值视角的交叉贯穿,形成了《浮士德》宏阔的生命空间和深邃的生命时间,使其不断地启示着后人,显示出一种永恒的生命之光和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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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潘一禾. 故事与解释——世界文学经典通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载《思想战线》2004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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