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天盖地的《色·戒》评论热在网上依然继续，热着热着又昏了，开始批判汉奸电影，从张爱玲的婚姻到梁朝伟的魅力，都是证据，郑苹如的家属也抗议了，丑化英雄，专家们开始分析矮化正面人物的对白与突出反面人物的灯光-------。恍然一夜回到解放前。若在上世纪40年代或60年代断无活路，触动民族大义，众怒难犯。而现在是21世纪，独立的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中跨入现代化正轨，正在走向富强、民主、文明，救亡语境已转入发展语境，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下批评的重点、角度和方式？

一、复现了旧上海，复原不了旧情怀

 

李安认为《色·戒》是张爱玲最好的作品，作为一个在艺术表现和商业运作间舞蹈的电影导演，他真是抓得很准。

这个作品把个人与政治、爱情与谋杀、历史事件与艺术创造、小说人物与女作家自己的生活历程这些极具戏剧性和冲击力的因素糅合到一起，真是有戏！何况长达近三十年（期间多少风云变幻啊）的修改中的备受争议的作家的心路，电影改编中的中西方观念的交织，历史重现中的著名导演的个人情怀和记忆经验的渗透，演员演绎和观众接受时现代语境中的心理现实与历史情境的碰撞，这些都是卖点，何况《断臂山》余温尚在，又出现淋漓尽致的虐恋场景，还和历史、政治敏感问题联系，又遭定级删节，大雅大俗大手笔，不火也难。

李安在复现旧上海、复原小说描绘的场景和人物方面下了精细功夫，而张爱玲的文字恰是画面感极强、细节丰富准确，很合影视路数，两下里一拍，形似，味道也有，不仅是场景道具讲究，男主角的“鼠相”和女主角的“六角脸”也神似，又增加不少铺垫，细化了故事，使那个侧重心理活动的文本，变成了适合表演的行为故事，使那个“欲说还休”的心结转换为跌宕惊魂的传奇，不成功吗？

李安认为复原旧上海的文化和情怀非他莫属，自信得有道理，那段文化是中国古典韵味与现代洋场风格以及乱世心态的融合，目前大陆导演鲜能驾驭，而张爱玲恰是海派文学之魂，深谙其道：“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1943年8月）

据说李安要求演员要熟悉张爱玲原作的每一个字，看架势是要忠实原作的，这很聪明。一般说来，如果电影导演内功比作家还强，可以把原作当资源当要素提炼组合，再创作出更高明的作品；而导演或编剧不如原作家时，（如改编名著），最好在精神、思想、观念和趣味上（那是探索心灵的文字的强项）尊重作家原作，以自己擅长的艺术手段，挖掘、展现、聚焦、光大和发展那些隐蔽在文字阴影中的思想花朵，形成视听觉的冲击力而引发强烈的心灵震撼。在壁炉前读小说引起的个体内心波澜自然不能与影视作品引发的大众喧嚣相比。如今分工细化隔行隔山，需要集体创造流程作业，单枪匹马的全能超人不易见了，那些多才多艺一通百通善于转型的成功名人往往稍纵即逝。电影是现代社会化工业化生产、商业化流通的艺术形式，导演也是艺术家，而且是组合配置资源的，对多种艺术（如文学、戏剧、表演、摄影、音乐、美术、建筑装潢、道具灯光布景等）的聚合，以及对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以及民众心理和感觉等方面的敏感穴位的发现和点击，均有专长，发挥好可形成心理爆炸效应。但导演若膨胀到以为影视可以不理文学了，视觉可以代替思维了，甚至要完全自己操刀了，多半象恨铁不成钢的评论家急了眼自己创作，想法高妙表达不佳，常常拿不出手。

不擅长画画的作家可以批评绘画，千万不要亲自动手改人家的笔触，你只要告诉他想法，他若接受了会有超出你想象的表现，想象也是有基础的。不擅长写作的画家可以评论诗歌，千万不要轻易改动人家的字句，也许那个让你眼生的颠倒是他的匠心，眼光也是有基础的。导演却是必须要做改动这类事的，要把文字变成形象，把想法变成故事，把历史变成现实，把传奇变成生活，用别人的精神花朵创造自己的插花艺术。只是有的玩得漂亮，突出或开发了花之神韵，有的玩不转，一堆残枝败叶。李安改编张爱玲，有成功的一面，奖项和票房还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也有失败的地方，失败的主要原因我看在于，正是他自己没有吃透原作，没有找准它的闪光点，没有达到张爱玲的高度。

张爱玲在《惘然记》序中谈到，包括《色·戒》的“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些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过程，，一点也不觉得这期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因此结集时题名《惘然记》。”用三十年时间，她精心处理了这样一则因为爱的幻觉而丧生辱名的女子的故事，爱的是个特务流氓，丧的是自己和同志，辱的是不仅一世的清名。这是个彻底的悲剧，悲到荒诞与虚无，而张爱玲很沉稳地把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化作了心理变化意识流，旨在精神分析、历史反思、文化自省，“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但是并不是窥探别人，而是暂时或多或少地认同，像演员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身的一次经验。”（张爱玲《惘然记》序，1983年）

也许有人觉得小说文本太平了，因此激赏李安的电影文本。而电影艺术发展至今，镜头语言已相当成熟，观众也给培养得心有灵犀，电影已经在许多方面可以超越视听觉语言的局限性，探索精神深度，李安正是有这种追求的导演，理应体会并表现出他的阐释对象的深意，这样的电影才不仅是视觉盛宴，也是精神大餐。很有诚意研究张爱玲文本的李安应该注意到她的超越性文化意识、近乎冷酷残酷的真实性追求、看似平静的生活真理呈现、犀利老辣的女性主义视角：“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视人生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张爱玲《自己的文章》，1944年） 

复显旧上海很不易，也挺费功夫挺费钱，但还能做到，而要一个男人复现一个女人的苍凉的旧情怀实在勉为其难，尽管他们都是出色的文化人。

我们不仅要欣赏感性的花朵，也要学会欣赏理性的花朵。

 

                   二、张爱玲的高度

 

张爱玲在小说《色·戒》发表后（约作于1950年，发表于1979年，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引发的批判热潮中就辩解过，可以抛开那个历史事件来看这篇小说，谁信呢？她没说这是她对胡兰成的心境流露，谁不这么联想呢？尽管人人都知道“对号入座”的偏颇和“作品是作者的自传”的简单，谁管呢？其实，作品是作者心里长出的花，当然带着个人的血脉，作者是具体的存在，自然有时代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滋养以及生存际遇的历练，这些都可化入作品，而作品不是原料堆积，你吃了猪肉长出人肉吃一堑长一智，怎么就不信人家也一样呢？

婚恋是个人情感，小说是个人叙述，不能一概当政治行为和政治宣言对待。和谁结婚，自己依然是自己（如江青）；思想不是按照指令开放的花朵，吹牛不上税虚构不犯罪，和平时代和谐社会文明政治了，别整那些恐怖。要说张爱玲没有政治观念，我也不信；若因为她爱过一个汉奸文人（23岁的初恋），擅长写男女情感，就以为她是情圣，你拿她当琼瑶呀？“她不过用自己的方式对待政治”（于青《张爱玲传略》）。对政治的超然和冷漠也是一种政治态度，甚至可能是政治理性的表现或政治策略。人是政治动物，很难摆脱政治，你不找它它找你，乱世生存的文人更不能幸免。1945年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会议”在报纸上登出名单有她，张爱玲登报声明已写了辞函，并说：“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不涉及政治不等于不懂政治，被许多隐逸文人视为思想渊源的老子的“无为”思想被班固认为是“君王南面之术”便是一例。（何况她还有点李鸿章的基因，肯定关注过他的历史，那人可是摆弄政治的，不是被政治摆弄的） 1950年她参加了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1952年她离开大陆到了香港，写了被认为是反共作品的《秧歌》《赤地之恋》，后嫁了信仰共产主义的赖雅，在美国写作研究，在港台海外声名日盛，贬者认为她是汉奸文人，褒者认为她是中国现代最优秀的作家。这个在政治风云中翻滚的作家是不懂政治还是不屑理会某些政治标准？或许她有她的独特的政治观？

对于她在沦陷区大发文章，不少人有非议，“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柯灵《遥寄张爱玲》，见《张爱玲全集》第770页）也有人劝她静待时机，多写少发表，她却执意趁热打铁，——而她的不可遏制不可复制的文学生涯的喷发鼎盛期，也就那两年（1943——1945），于是她成了大破坏废墟的黑云中锐叫着脱飞的一只艳丽的鸟，——也许，被蹂躏的民族不能怒吼，就该沉默，怎么能有这“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傅雷语）？何况她的个人主义的自我如此张扬不羁触目惊心：“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如同《倾城之恋》中的流苏的感觉“香港的沦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别人都在爱惜毛羽彰显清高，她却天真无赖地秀她的“一身俗骨”：“我们都是非常明显地有着世俗的进取心，对于钱，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 “有时我疑心我的俗不过是避嫌疑，怕沾上了名士派；有时候又觉得是天生的俗。”（《我看苏青》1945年）  真决绝到不让人有插嘴为她说话的余地。也是个铜豌豆了。

可我怎么会在她的绮丽苍凉尖锐刻薄中感到黛玉和妙玉叠合的影子呢？也许俗人才会附庸风雅，而大雅不避大俗。对于一个22岁成名的女作家，过度高估她的社会经验政治头脑文化造诣生活体悟似乎不切实际，可她的作品中老辣精到透彻敏锐又明明有神巫般的睿智。“魔鬼的祖母般”能透视人心。

天真有天真的可怕：无所顾忌的直指，无所畏惧的挑衅，无遮无饰的袒露，无羞无赖的表白，真实与真诚的极致。

俗有俗的明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日常生活民俗民风中体现民族文化的根底，功利性的考虑往往是理性的。

狭隘有狭隘的深刻：单刀直入，不枝不蔓、驾轻就熟，条条小路通顶峰，不落流行窠臼，直抵人性本质。

何况她是如此熟稔传统、精研生活、品味艺术、理解精英、洞察人心、遍尝炎凉，在热战冷战的乱世中敏感而清醒地浮沉！她有没落大家族、裂变小家庭中成长的敏感心灵发育史（怎么能不痛切理解《红楼梦》！），家族历史中有近代以来的关于亡国灭种危机的思索与应对策略反思，普通人都热衷续家谱的时代，哪个文人不回溯家族精神史？父母矛盾离异不单纯是男女关系断裂纠缠，而且是中西文化冲突、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交锋的产物，使她早熟叛逆世故圆通，对人情事理别有一番领悟和心解。她的在上海成长与发展、香港读书、美国生存、港台名盛的经历，促成中西文化在个体头脑和心灵层面及趣味与表达方式上的真正交融。

多么可贵的跨文化背景，轻轻巧巧消解了多少思维枷锁观念樊篱！

家国不幸诗人幸，对于一个现代作家，真是天生地造，她是覆巢之际破壳而出的百灵，一个乱世妙人。于是她成为那个救亡、革命热潮中少有的既入乎其中又超乎其外的旁观者，精彩生动地“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我们不需要这种民族文化记忆吗？那些战场上浴血，炮弹中穿梭，牢笼中呐喊的英烈们不是为保卫国土延续国脉，让民族文化继续下去的吗？那么无数逃亡苟安的百姓中，一个弱女子停下脚步，拿起笔举起镜头，没有作匕首投枪手榴弹，只是记录了“更大的破坏要来临”前的文化仪容生活艺术和残垣断壁下的爱情故事，记录了她的悲观视角中末世众生的心态，因为不符合当时高亢昂扬的抗战文艺的主题格调，就没有价值吗？她不是“商女不知亡国恨”，（“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落下来。” 《天才梦》1939年）而是大难临头挣命舞，对于那个18岁发表《天才梦》的少女，这不也是她的文化责任心和文化使命感的自觉的表现？

也许她不合时宜。当战火平息政治安定文化继续发展之际，当号角歇息喧嚣喑哑尘埃落定，想想，现代文学史中缺失了张爱玲，中国民族精神民族心理从古典向现代转化的环节中，是不是少了一个细腻圆润价值连城的翡翠古玉环？传说，叙拉古城陷落时，负责城防工作的的阿基米德正在画几何图形，被打断数学沉思后，怒斥：“不要弄坏我的圆！” 罗马士兵拔剑刺死了他，而攻城统帅马塞拉斯把那个士兵当作杀人犯处决，为阿基米德修了陵墓，墓碑上刻着“圆柱容球”的几何图形。那是公元前212年的事。

也有人批评她没落悲观、与时代脱节、题材狭窄、人物平凡。常人看来，只写日常生活男女之间的情感和关系能成什么大气候，看看别人如何处理历史社会战争政治之类的大题材，看我们的作家今天到农村采风，明天到工厂收集素材，后天到军队体验生活，那才是成大家的路数。事实上，这个世界是多维的，我们可以点观、线观、面观、体观、圆观、通观、发展观，切入点和角度、方式不同，观点观念也不同，重要的是，是否看到了本质，是否全面深刻，是否锐敏准确。大题材也可能处理得肤浅粗陋，涉及面越宽越暴露出作者的弱点，露脸与露丑一线之差；而小题材也可能处理得窥斑见豹，洞穿人性本质。大作家小作家的区别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和写到什么程度。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是人性共性的自然基础，在人类的民族、阶级、国家、政党等产生之前就存在，在这些东西淡化消失之后（如共产主义实现时）依然存在，吃饭哲学不见得肤浅，男女之情有文化内核，研究透彻，一样是大智慧。而张爱玲是在精神层面和文化立场中研究男人女人，研究其情感、心理、关系、矛盾，有了她，我们才看出了许多男人的盲点、女人的误区，文化的病理、精神的残缺，而这些成就体现在她文学盛期的作品中，也体现在后期的散文随笔中。她也难免有“灯下黑”，更有相应的反思与突破。而《色·戒》也许在文学上已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但在认识上却是炉火纯青，“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不管怎么说，《色·戒》这个修改搁置了近三十年后才发表的作品确实有超出政治的意义，关注重心只放在具体的政治内涵和政治标准上会遮蔽这些意义。

 

  三、无色的色戒

 

李安阐发了张爱玲小说中个人体验与政治使命的关系，他把王佳芝临时变卦归结为爱情乍现，而这爱情来自色欲甚至虐恋，这是受了题目的误导，并加上了自己的男性的经验。事实上，“色”在中国语汇中是广义的，泛指美貌、女性、情感、现象界等等，色欲仅是一小部分。《色·戒》是典型的女性主义作品，以王佳芝的视角叙述，以其心理活动为主要线索，从女性经验分析，对男性意识进行了解析和批判。解读张爱玲，一定要注意到她的性别视角，否则差得没边儿了。

张爱玲的作品中几乎没有色欲，一个疲惫谨慎的老男人，一个毫无性经验的暗藏杀机的少女，“也不止这一夜”的与讨厌的梁闰生的试验：“既然有了牺牲的决心，就不能说不甘心便宜了他。”两次与老易的苟合，无什么快感可言：“跟老易在一起的两次总是那么提心吊胆，要处处留神，哪还去问自己觉得怎样。回到他家里，又是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容易引起联想的只是一句：“事实上，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象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而这句重点在“目的”，懊悔白牺牲了的王佳芝总算找到点献身的意义，这是她的心理安慰。在这篇小说中（大概仅在这篇小说中）惜墨如金的张爱玲又特地强调一番：“英文有这话：‘权势是一种春[美学研究aesthetics.com.cn]药’，对不对她不知道。她是最完全被动的。”针对“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一说，张爱玲更通过人物表达了她的反感和否定：“据说是民国初年精通英文的那位名学者说的，名字她叫不出，就晓得他替中国人多妻辩护的那句名言：‘只有一只茶壶几只茶杯，哪有一只茶壶一只茶杯的？’  至于什么女人的心，她就不信名学者说得出那样下作的话。她也不相信那话。除非是说老了倒贴的风尘女人，或是风流寡妇。象她自己，不是本来讨厌梁闰生，只有更讨厌他？”这就彻底堵上了以色欲解释美人变计的可能性。看来，“熟悉张爱玲原作每一个字”的李安等一干人是故意曲解张爱玲，那些达到最高限制级别的色欲戏不是塑造王佳芝这个人物的，只是满足李安自己研究情欲类型的需要，也许也是票房春[美学研究aesthetics.com.cn]药。

那么那个要命的转折点在哪里呢？

是钻戒吗？大陆的版本删掉了色，只剩下那个值11根金条的六克拉粉红钻了，更幼稚得离谱。当然，钻石是无机界的绝色美人，女人的永恒的诱惑，现在的广告里不也在传达“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爱情神话吗？抓住钻戒做文章是对的，小说一开始打麻将的场面中就突出了，“牌桌上的确是戒指展览会，佳芝想。只有她没有钻戒，戴来戴去这只翡翠的，早知不戴了，叫人见笑——正眼都看不得她。”易先生没给易太太买“鸽子蛋”，而第一次与王佳芝在外面见面，他就提出买个戒指纪念，第二次时间更逼促，就没提起。这次他到了幕后特务老吴指定的店里，他又想起。果然绅士派，有心有意，体贴周到。而王佳芝还是清醒的：“他这样的老奸巨滑，决不会认为她这么个少奶奶会看上一个四五十岁的矮子。不是为钱反倒可疑。而且首饰向来是女太太们的一个弱点。她不是出来跑单帮吗，顺便捞点外快也在情理之中。他自己是搞特工的，不起疑也都狡兔三窟，务必叫人捉摸不定。她需要取信于他，因为迄今是在他指定的地点会面，现在要他同去她指定的地方。”看看，多么职业化的严密思考。虽然小女人心理与女特务的角色在珠宝店有点交融得模糊，见了有价无市（易太太说过的）的粉红钻，先是觉得“看不出这片店，总算替她争回了面子”，转念“其实马上枪声一响，眼前这一切都粉碎了，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明知如此，心里不信，因为全神在抵抗着，第一是不敢朝这上面去想，深恐神色有异，被他看出来。”试戴戒指时感觉好浪漫，“他这安逸的小鹰巢值得留恋。墙根斜倚着的大镜子照着她的脚，踏在牡丹花丛中；是天方夜谭里的市场，才会无意中发现奇珍异宝。”转念：“可惜不过是舞台上的小道具，而且只用这么一会工夫，使人感到惆怅。” 讲妥11根大条子的价，她又有点晕：“只有一千零一夜里才有这样的事，用金子，也是天方夜谭的事。”转念：“太快了她又有点担心。他们大概想不到出来得这么快。”于是拖延时间，要求开条子明日取货，以利同伴作好准备。

到这时，女人心理与特务角色的斗争中，使命还是占上风的，在哪里发生了质变呢？

有人认为张爱玲这样描绘女英雄的心理冲突是贬低了英雄形象，事实上这正是她深刻的地方。中国人已习惯了脸谱式的人物，黑白分明，忠奸冰炭，好人就是高大全，坏人就是烂到底，正面角色浓眉大眼，反面角色贼眉鼠眼，——艺术中的幼稚强化着生活中的弱智，对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少有认真深入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出来个性格复合论，也要挨批，而言情小说中无理性的纯情，武侠电影中无头脑的性情，倒是狂受大众追捧。而张爱玲“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的嗜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张爱玲《自己的文章》1944年12月 ）

王佳芝不是英雄，这是个未经特务培养必需的系统训练和洗脑工作的小女人，未经爱情洗礼生活磨练不懂男人的少女，仅凭一股爱国热情，听说汉奸来港，“回来大家七嘴八舌，定下一条美人计”，“这角色当然由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担任”，“她义不容辞”，便被拥上了这个舞台。郑苹如的家属不必抗议，张爱玲只是被那个历史事件激发灵感，借用了那个故事的壳，另虚构了个故事，主题不是女英雄失手，而是女学生失足——错失了当英雄的机会。张爱玲是不屑说谎的，的确可抛开那个历史事件来看这篇小说，张爱玲做了细致铺垫，把王佳芝（这是个懵懂上道的女孩）与郑苹如（那是个主动请缨的战士）剥离了，而且不惜淡化甚至完全牺牲那么精彩的天然的传奇故事情节，而把笔墨倾泻在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上，反复对照男女主角的心理，目的在书写自己的人生感悟。但李安晕了，这么好的传奇骨子怎能弃置？他舍不得那个吸引大众眼球的壳，精心描绘把玩它，把里面的粉红钻丢了。

回到小说，王佳芝在哪里马失前蹄，功亏一篑了呢？当然有恐惧，凡人常情，“这时候因为不知道下一步怎样，在这小楼上难免觉得是高坐在火药桶上，马上就要给炸飞了，两条腿都有点虚软。”“在这幽暗的阳台上，背后明亮的橱窗与玻璃门是银幕，在放映一张黑白动作片，她不忍看一个流血的场面、或是间谍受刑讯，更触目惊心，她小时侯也就怕看，会在楼座前排掉过身来背对着楼下。”但这个小女子竭力克服着这些恐惧，演到特务头子没看出异常。（演员汤唯则不然，两只小眼睛滴溜乱转，连台下观众都看出她是极没有经验的小特务了。）当然也不是因为粉红钻有魔力魔法，别夸张女人与石头的关系，戒指这时也还了店主。她肯定也不会妄想贪财做小，别贬低女人的智商。

那么，哪儿发生了化学反应？

看这里：“不免感到成交后的轻松，，两人并坐着，都往后靠了靠。这一刹那间仿佛只有他们俩在一起。” “只有现在，紧张得拉长到永恒的这一刹那间，这室内小阳台上一灯荧然，映衬着楼下门窗上一片白色的天光。有这印度人在旁边，只有更觉得他们俩在灯下单独相对，又密切又拘束，还从来没有过。但是就连此刻她也再也不会想到她爱不爱他，而是——”  关键时刻，情感发酵了，模糊的矛盾的未来得及舒展发育成熟的少女的情怀，爱情的浪漫幻想，女人的温情善良，在扳机叩响前几秒萌动了。她完全没有准备，根本无法辨析。“那，难道她有点爱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因为没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从十五六岁起她就只顾忙着抵挡各方面来的攻势，这样的女孩子不大容易坠入爱河，抵抗力太强了。”因为太没有经验，这个感性的女人因为一个场景就断然转身。

“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象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

  这个人是爱我的，她突然想，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

太晚了。

店主把单据递给他，他往身上一揣。

‘快走，’她低声说。

他脸上一呆，但是立刻明白了，跳起来夺门而出，-------

太晚了。她知道太晚了。”

可惜没有太晚。若这时枪响了，那么皆大欢喜，人性显露、正义伸张，两全其美。我们会象欣赏《第41个》那样，愉悦感慨。但没有，汉奸特务逃脱，爱国志士覆灭，王佳芝也在其中，这个悲剧太黑了点，让人气结。

批评李安的人往往指责他美化了易先生，不错，李安要增加许多细节铺垫来说明王佳芝爱上易先生的合理性，国外再婚的父亲（缺失父爱是少女爱老男人的心理基础），寄人篱下下的生存状态（缺失家庭温暖是容易被易先生体贴打动的原因），另类性爱方式的刺激（他这时大概忘了老男人和少女的生理心理规律了，真以为蛇可以钻到心里），包括用女人眼缘很好的梁朝伟（样貌气质风度是爱情催化剂嘛），甚至他故意渲染枪毙学生们之后易先生的黯然神伤，竭力给他涂饰些人情味，以突出他对人性深度的发掘。英雄与汉奸，都是人来做嘛。在这些添加中他完全与张爱玲背道而驰了。批评张爱玲的人则认为她丑化了女英雄，怎么也有市井气、虚荣心。而他们看不到，惯于一律平等冷酷真实地对待和解析所有人的张爱玲，这一次对王佳芝（或者对女性）抱着深切的悲悯，而对易先生（或者是男性）则是无情的剥落。只是，她对反面人物不是站在外面骂，而是深入到内心了解，“对敌人也需要知己知彼。----了解这种人也更可能导向鄙夷。缺乏了解，才会把罪恶神化”。（张爱玲《惘然记》序，1983年）

李安寻找王佳芝爱上易先生的合理性，注定徒劳，那里没有合理性，只有非理性，没有爱情，只有爱的幻觉，是初恋时不懂爱情，爱上爱情本身的体现。

李安只顾找“六角脸”了，忘了神似，还以好男人的心态找个清纯学生妹、娴静小少妇来映衬牺牲，说服力不足只能靠性搞怪了。美人计以色诱人，张爱玲强调的是，天真而早熟，“她自从十二三岁就有人追求，她有数。”性感的亮汪汪的嘴唇，后来发育起来的丰满的乳房，了解男人心理并能利用，“不然也就不穿这么高的跟了，他显然并不介意。她发现大个子往往喜欢娇小玲珑的女人，倒是矮小的男人喜欢女人高些，也许是一种补偿心理。知道他在看，更软洋洋地凹着腰。腰细，婉如游龙游进玻璃门。” 同理，阴郁奸猾的男人会喜欢简单快乐的女人，王佳芝演完爱国剧，“下了台她兴奋得松弛不下来，大家吃了宵夜才散，她还不肯回去，与两个女同学乘双层电车游车河。”  联系裁缝店而丢下电话号码后，她与同学们上楼，“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还没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她舍不得他们走，恨不得再到哪儿去。”（这个明艳的形象倒是与郑苹如本人的封面照蛮吻合的，那是个漂亮得象月份牌美女般的女人，可惜23岁就香消玉陨，那个致她死命的汉奸没有死在石榴裙下后来两腿软搭地被拖去枪毙了。） 而这样的单纯热情的女孩子才可能被“大家起哄捧她出马”，（把暗杀汉奸义举写成有点荒诞闹剧色彩，也是张爱玲广为诟病的原因）事不成又懊悔：“‘我傻。反正就是我傻，’她对自己说。”也正是这样的忠厚义气的女孩在“他们只好又来找她，她义不容辞。”而正是这个看起来无知无畏简单轻佻的形象才能使易先生不设防的。同样，这个实心眼的女孩一念游离，放了暗杀目标，导致全军覆没。性格就是命运，她只是个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女人，她没受过特殊训练，她无力承当大家交给她的重要使命。

很有些男人喜欢用男女差异来论证女人不适宜进入很多职业领域，尤其不宜做领导、做科研、做文化等等，如今这时代反例太多，不用赘述。不过张爱玲的《色·戒》告诉我们，女人尤其不适合做特务做美人计的工具，男主外女主内的时间太久，节烈观的痕迹太深，女心外向既嫁从夫，传统文化教化太成功，女人心理太细腻丰富，她们太感性、太软弱、太实在、太善良、太易动真情、太爱人性发作、太小处精明大处糊涂，容易被人家将计就计，也容易对咱倒戈一击，最好不用。她们要那么适合，抗日运动交给慰安妇军团好了。现在女首脑多起来，《断臂山》也那么热，倒有些希望？

 

 

四、无情的情戒

 

梁朝伟扮的易先生确实形神皆备，只是李安过火侯了，易先生如果有人性的话，他的人性应该隐得更深，他基本上是个政治动物、风月老手，没多少真情实意。表面看来，他绅士派、深沉、周到、体贴、大方、圆滑，而且有文化品位有风度，在那么恐怖的职业生涯外还保持着对女人的吸引力，——这些是礼貌不是情感。他是得意有女人喜欢的，甚至让王佳芝担心他得意忘形到想让人知道，可勾住他也不易，“他是实在诱惑太多，顾不过来，一个眼不见，就会丢在脑后。还非得钉着他，简直需要提溜着两只乳房在他跟前晃。” 等他赴约时她还知道“还不是新鲜劲一过，不拿她当桩事了。今天不成功，以后也许不会再有机会了。”而在她心里动摇，要“心下轰然一声”的那个时刻，他在想什么呢？

“他不在看她，脸上的微笑有点悲哀。本来以为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样的奇遇。当然也是权势的魔力。那倒还犹可，他的权力与他的本人多少是分不开的。对女人，礼也是非送不可的，不过送早了就象是看不起她。明知是这么回事，不让他自我陶醉一下，不免依然。 陪欢场女子买东西，他是老手了，只一旁随侍，总使人不注意他。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 而这个认为自己在陪一个被他的权势迷住的欢场女子买东西的老手的微笑，被没有恋爱过的王佳芝误读为“温柔怜惜”的真爱，居然救了他的命。而“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 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这就是女人和男人的区别，男权文化中特有的女奴无原则的牺牲意识和男人的没来由的自信。

张爱玲的原作中，她是在不断剥落这个生活经验政治经验都远比王佳芝丰富的中年男人的伪装，而暴露他儒雅风流面纱后的阴狠、自私和冷酷。在易先生等王佳芝的死信时他还在想：“想想实在不能不感到惊异，这美人局两年前在香港已经发动了，布置得这样周密，却被美人临时变计放走了他。她还是真爱他的，是他生平第一个红粉知己。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番遇合。不然他可以把她留在身边。特务不分家。不是有这句话？况且她不过是个学生。”但保地位保自身的想法是第一反应，“他也是不得已”，“他对战局并不乐观。知道他将来怎样？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这是最安全的终极占有，不容死者分辩反抗反悔。

据说有人讲读到“虎与伥的关系”时毛骨悚然，张爱玲说就是那个意思。我查了一下字典：“伥：传说中被老虎咬死的人变成的鬼，这个鬼不敢离开老虎，反而给老虎做帮凶。”不是吗？那个可怜可恨可爱可叹不争气的女人，在瞬间由猎人变成猎物，把厄运带给同伴，把自己绑上了历史耻辱柱，却荣耀了一个公敌一个小人——还是个把她当欢场女子的人。

如果这里有爱情，战胜了政治标准民族大义的爱情，那我们也能在叹惋之后对人性有一丝希望，至少男人们读起来心里会暖洋洋的，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化，在最古老的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我们还会有安全感。关键是，这里根本没有爱情，两个人都误解了对方，而产生了爱的幻觉。“对于大多数女人，‘爱’的意思就是‘被爱’。男人喜欢爱女人，但是有时候他也喜欢她爱他。”（张爱玲《谈女人》1944年）王佳芝以为易先生是真爱她的，心一软又心一横，放了他，她以为她是在演出中途退场；她没想清她爱不爱他；她也没想到会死，只想躲开同伴：“幸亏这次在上海跟他们这伙人见面次数少，没跟他们提起有个亲戚住在愚园路。可以去住几天，看看风色再说。”易先生因为王佳芝放了他而以为她是生平第一个红粉知己，真正爱他的。而他并不爱她，他一点想救她的意思都没有，一脱险就打了电话，他只想缅怀她。他把她当红粉知己！一个爱国热情鼓舞着的杀手变成了汉奸特务的知己，他也杀了她的心。

杀他们灭口，不仅人身安全地位安全，心理也安全了，他的魅力大到令女杀手变计，怎么能掩饰住得意？于是马太太看出来：“今天两人双双失踪，女的三更半夜还没回来。他回来了又有点精神恍惚的样子，脸上又憋不住的喜气洋洋，带三分春色。看来还是第一次上手。”而易先生则想着如何与易太太解释，让她说话小心“这次的事都怪她交友不慎。”“好好地吓唬吓唬她，免得以后听见马太太搬嘴，又要跟他闹。”真是死得干净，不然给这个八面玲珑的男人添多少麻烦。

这是李安电影中那个坐在她住过的床头含泪沉思的男人吗？

还有那些学生和老吴，张爱玲的灵魂解剖刀居然也无情地伸向他们。“香港一般人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态度也使人愤慨。”这些毫无经验的爱国青年热情一高涨，便把王佳芝推到了前台，而对于这个少女要作出的巨大牺牲，他们缺乏必要的同情、理解甚至尊重，如在讨论让有嫖妓经验的梁闰生来破她童贞时：“但是大家计议过一阵之后，都沉默下来了。偶尔有一两个人悄声叽咕两句，有时候噗嗤一笑。 那嗤笑声有点耳熟。这不是一天的事了，她知道他们早就背后讨论过。”而在计划不成后，“她与梁闰生之间早就已经很僵，大家都知道她是懊悔了，也都躲着她，在一起商量的时候都不正眼看她。”“她不但对梁闰生要避嫌疑，跟他们这一伙人都疏远了，总觉得他们用好奇的异样的眼光看她。-----她没跟他们一起走，在上海也没有来往。 有很久她都不确定有没有染上什么脏病。”而他们再次来找她，她义不容辞，她的牺牲需要目的。这个大家闺秀为义献身为国捐躯（牺牲尊严有时比牺牲生命更难，不然有那么多男人当了战俘，怎么偏有“八女投江”？）而经历的内心挣扎与煎熬，无处述说，当易先生说她的乳房比两年前大了，她脸红了。“就是现在想起来，也还象给针扎了一下。马上看到那些人用可憎的眼光打量着她，带着点会心的微笑，连邝裕民也在内。只有梁闰生佯佯不睬”。 这些咬啮性的烦恼始终盘桓在她心头，敌人的伤害在肉身，而同一阵营的哪怕轻微的鄙夷怀疑也如芒刺在心。

而地下工作者老吴（肯定是国民党的吧？共产党好象是不鼓励暗杀的）极力鼓励他们进行，“还是不大信任他们，怕他们太嫩，会出乱子带累人。”“许了吸收他们进组织，大概这次算是个考验。”老吴也没给他们什么训练，（李安的电影中只见他给了粒毒药烧了封信），而自己在事败后溜了，“那些浑小子经不起讯问，吃了点苦头全都说了。”（易先生的口气）于是一网打尽。看来，国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挺差劲，基本上把人当工具而忽略了她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梦的人。李安的电影中把邝裕民发展为王佳芝的爱恋者，却也形成了矛盾，解释不了王佳芝的变化。在小说中，这个爱的萌芽也被这个行动掐灭了：“有一阵子她以为她可能会喜欢邝裕民，结果后来恨他，恨他跟那些别人一样。”她紧张得失眠，邝裕民给她安眠药又让她最好别吃，免得上午发生事头脑不清醒；邝裕民告诉她杀手差不多贴身开枪不会殃及池鱼，大概是让她安心的话，这些似乎就是这个两年来身负重任心担重荷的女孩得到的一点点精神支援，由激情发动没有激情支持的行动怎么会善始善终。

忘了谁说了：历史是群体的，眼泪是个人的。一个不关注群体的个体会孤绝，而一个不关心个体的群体会裂散。亡国灭种的危机中我们也许顾不上儿女情长，而没有真情维系的群落能存在下去吗？

“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但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作品。”（张爱玲《自己的文章》1944年）她是要写个好作品的，不仅有斗争的风浪，也有那个和谐的生活底子，还有惊涛拍岸时心灵的尖锐的痛楚。她的重点在：一个因为爱的幻觉而在乱世车轮下灰飞湮灭的少女的悲剧。这是一个老油条的政客与单纯的学生们的较量，一个惯于情场中渔色的老手与没有爱情经验的少女的角逐，一群以美女为钓饵和工具的男人与一个牺牲自己的全部——贞操、尊严、梦想、生活、生命、爱情，得不到怜惜和真诚理解的女人的故事。这也是关于目的与手段、工具与主体、个人与政治、民族大义与爱情价值的关系的形象的思考，甚至涉及到暗杀的效益考察与美人计的伦理底线及人性底线的问题，等等。

这是那个年轻时就擅作悲凉之声的老女人的思考，而李安把它演绎成了热情洋溢的小男人的喟叹。张爱玲的意境是剩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李安在废墟上树起几块涂饰了污红浊绿的残垣断壁。

 

这是男人的《色·戒》，女人的《情·戒》。

 

 

参考文献：

本文引用文献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张爱玲全集》，编者：金宏达、于青，顾问：柯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   《色·戒》在该书的第126—136页。

李安执导的《色·戒》电影光盘（删节版）

 

 

2007年12月18日于津门眺园里

 

作者简介：杨岚，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哲学博士，文化素质教学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