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追求日常生活的自由和诗意，这实际上是人类自古就有的梦想。中国古人，尤其是士人阶层和有产阶级，从日常生活的物质层面——饮食、服饰、居住环境等再到精神层面——琴、棋、书、画、诗、文等艺术化的生活方式，截取点和面梳理古人的日常生活状况，体现出中国古人对美和“审美化”人生的追求。 只不过，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人们“审美化”程度和方式也有很大不同。在某种意义上，清代的《红楼梦》和李渔的《闲情偶寄》分别可谓是中国古人“审美化”生活的典范和理论总结。

关键词：人生艺术化  审美化  日常生活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使人生充满审美意味, 追求日常生活的自由和诗意，这实际上是人类自古就有的梦想。人生艺术化的审美理想，中国古已有之。从老子的“小国寡民”到孔子赞同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再到陶渊明的“世外桃源”……这些都是中国古人的审美理想。而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中国古人又是如何实践着这种审美化的理想，又在何处呈现这种审美化的生活状态……要想了解这些，那么我们首先就从中国古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层面来做一个“美”的巡礼。

 

 

对于汉字“美”的探源和分析, 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透视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中国美学观念的联系。汉字中“美”的含义, 许慎《说文解字》讲：“美,

甘也。从羊, 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 美与善同意。”。“羊大为美” “美, 甘也”——原初之时人们认为能满足口腹之欲的甘味肥羊就是“美”，这说明中国人对“美”的理解从一开始就与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尤其与中国人的饮食密切关联。[1]

“民以食为天”，饮食对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直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燧木取火”烧烤熟食开始。火的发现和掌握， 改变了人类蒙昧时代“茹毛饮血”的饮食结构，使人类真正进入了文明发达的烹饪时代。“食色性也”，饮食本是人的本性需求，但人对食的追求并不只限于填饱肚皮的生理需求层面，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论语》）的要求，操刀、技法都有严格的规定，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就要求食物做得色香味俱佳。

饮食是味觉和视觉的艺术，古人在味、色、形、器上下得功夫不少。精味，是饮食的基本内涵，古人讲求五味调和，甜、酸、苦、辣、咸，经过别具匠心的烹饪会使得人食欲大增，美妙的味觉更是高一层的精神享受。悦目，可与味道同列重要。中国菜肴非常注重色彩效果，讲究色彩搭配，“先色夺人”， 可先给人快感。配色大体有三种：一体现食物本色的合理搭配，如清水炖鸡——白鸡肉、红火腿、翠绿菜叶、黑色蘑菇，使人一见就有食欲；二调料也可以加色；三掌握好火候，例如掌握好火候烤出的乳猪“色同琥珀，又类真金，入口则消，状若凌雪，含浆膏润，特异非常。”造型，古人还用雕刻和粘砌的办法增进食品的色形搭配，《东京梦华录》中可读到，宋代汴京人在七夕“以花瓜雕成花样，为之花瓜。”用西瓜、冬瓜雕刻出人物、花卉、虫鱼之形，或者用果品粘砌，造出的色形俱佳的菜肴就像一件件雕塑作品。古代还有雕卵的传统，甚至在汉代之前就有将鸡蛋雕镂出花纹图案，并点彩染色的做法。而最具观赏与食用为一体的工艺菜当属花色拼盘。《梁书》记载当时有“积果如山岳，列肴同绮绣”的风气。有记载的出名的“山林鸾凤盘”，是用鱼块摆成山丘之形，肉类植成林木，又有食料雕刻的鸾凤立于山林之上。不是山水盆景，却胜似盆景，把吃变成了地道的艺术欣赏。美器，古人云“美食不如美器”。中国饮食器具包括粗犷的彩陶，清雅的瓷器，庄重的铜器，秀逸的漆器，辉煌的金银器和亮丽的玻璃，本身就是不同韵味美的工艺品，重要的还在于它的质、形、装饰，与馔品的组合之美，与菜肴谐为一体的匹配之美。[2]

中国古代的饮食文化的确是灿烂的，然而并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饮食的乐趣。享乐至上的贵族，“食比方丈”，酒池肉林，“朱门酒肉臭”，穷奢极欲，只是满足于动物般的享乐快感；穷人却“路有冻死骨”，尤其是战乱年代，“白骨荒于野，千里无鸡鸣。”。而真正能享受到饮食艺术的还是中国古代的另一重要群体——士人阶层，他们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大多衣食不愁，因此也有时间和精力研究生活艺术，有条件讲究吃喝，能够制作出精美的名菜佳肴。现世留存了许多记载他们饮食观的诗文。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唐朝孙思邈的《千斤药方﹒养性》，以及清朝李渔的《闲情偶寄﹒颐养部》等。李渔在《闲情偶寄﹒颐养部﹒调饮啜》中声称自己的饮食之道是“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他认为蔬菜具有清、洁、芳馥、松脆的特点。称赞蟹“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已造色、香、味三者之及至”，主张整只蒸煮，留存真味。……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中国古代士人的饮食具有自己的特征：那就是“追求饮食艺术，雅致清逸的格调，不重奢华重美食。”，[3]已经上升到艺术的层面，不再仅仅满足于口腹之欲。

饮酒、品茶也是饮食文化的一大景观，虽然酒和茶制造的初衷是作为饮料使用，但在人类的“审美化”生活中，它们常常与文人雅士相提并论，体现更多的是人们对更高层次的精神审美的需求，所以可以另当别论，列入下一个论题。

 

“民以食为天”，饮食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常常与之相提并论的就是服饰。服饰具有御寒、保暖、遮羞等“适身体，和肌肤”的基本实用功能，其地位并不次于饮食，“人要衣裳，佛要金装”，它最能直接体现一个人、一个民族以及一个时代精神风貌与审美趣尚。 “衣服容貌者,所以悦目也”（西汉韩婴《韩诗外传》），“悦目”的审美功能是服饰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之一。

从考古挖掘出的彩陶上的图案性质和人们的服饰已使我们触摸到了中国服饰演变的源头，而原始社会的佩饰更是出奇得精致，像红山文化出土的玉质龙形佩饰，小螺壳制成的项链，牛肋骨制成的手镯……那么古老、原始的人类就已经懂得通过饰件来装饰美化自己，实在是人类审美的一大飞跃。

春秋时代礼服的形成使得中国服饰开始文明化的进程加大，但当时以深衣为主，比较单一，而服饰观剧烈变动的时期最早应该始于魏晋南北朝。由于魏晋政治上处于南北分裂、社会混乱；思想上受老庄、玄学的影响，所以人们思想观念自由，重要的一方面, 便是人的自觉——自我的发现，以及人的美的发现, 特别是外在形体美的发现。魏晋放任旷达的风尚反映在服饰上是士人多穿大袖宽衫，“褒衣博带”，妇女中出现“带有飘带的衣裙”，走动起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曹植的《洛神赋》），样式精巧，色彩富丽，跟秦汉时期流行的深衣紧袖有明显区别。此时的妇女对装饰的重视，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发饰方面，流行流苏髻、堕马髻。《后汉书﹒梁冀传》记载“（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当时还兴假发，《晋书》中还记载说公主妇女以缓髻倾髻为盛装，没有那么多头发，只好用假发。后来流传到民间，贫家女也争相效仿，于是风行天下。[4]对人的服饰、肉身、形体美的推重,是这一时期才突出出来的。因此, 魏晋六朝的人物品藻,人物画创作的开拓， “以形写神”的画论, 都绝非偶然。

而唐代女装的开放，就令现代人也惊叹不已，望尘莫及。“中晚唐世俗地主阶层与市民阶层在审美情趣上不谋而合，他们都崇尚女性以胖为主。对丰腴肥美体态的欣赏，促使妇女穿出了新的服装。贵妇们流行不穿内衣，袒胸，着团花长裙，用轻纱蔽体，露肩裸背，从披沙中可以见出细腻的肌肤。这种贫民和贵族的审美趣味的吻合，以及对人体美的赞赏和不回避，使服饰的审美化需要进一步加强，而衣服伦理功能的强调在唐代则比其他朝代都弱。”[5]而且，女子的面饰也更趋完备，有贴鹅黄、缀花钿、抹脂粉、涂唇膏、画黛眉等若干环节，讲究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代女子。

到宋朝之时，在理学的影响下，服饰一反唐代的开放、雍容华贵，变得拘谨保守，色彩亦反浓艳鲜丽，而形成淡雅恬静之风，一切变得雅致化、精巧化。辛弃疾有词云：“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描述了元宵佳节宋时女子的应时妆扮。男子常服以襕衫为尚，士大夫头戴乌纱帽，身着皂罗衫，束角带，脚蹬革靴，搭配非常讲究，中国古装戏剧的舞台服装就以宋时服装为底板，可见宋代服装的艺术性。

元明清时，商业繁盛，蒙、满少数民族统治和异族审美元素的注入，加之进入封建社会末期，服饰更趋于崇尚繁丽华美，趋向于诸多粉饰太平和吉祥祝福之风。丹凤朝阳，龙凤呈祥，松鹤长春、金玉满堂、……这些色彩斑斓的吉利图案，绣在质地很好的布料或者丝绸上，更是流丽富美。清代满汉交融，长袍、马褂、旗袍，这些都是当时流传下来的很有时代和民族特色的。至于头饰，元代的“顾姑冠”很有特色，窄而高耸，半米以上，珠串摇晃，顶部翎枝迎风飞动，威仪异常，充分展现了蒙古族人民的审美观。而且明清之际，由于彩绣、金银工艺的发达，女子头插金银簪，戴珠玉金凤冠 ，着金绣花纹履，鞋面刺绣，镶珠宝……增添不少魅力。

 

此外，中国古人非常讲究居住环境。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深入民族血液，两者都讲“天人合一”的观念，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自然就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居住观：即人为营造的环境与所处的自然环境相协调、适应，和谐统一。魏晋时期的诗人陶渊明，以居住在宁静、淡泊的田园山庄津津乐道，他在《归园田居》中写道：“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杂草，虚室有余闲。”，草屋虽然简陋，但房前屋后绿树成荫，鸡鸣狗叫，烟火人家，好一派和平、宁静、淡泊、雅致的田园风光。

不过，真正能够体现中国古人审美化居住观的当属中国的园林设计。中国很早就开始了人工营造的园林，商周时代的园林称“圃”，内有巍峨的殿阁，高大的楼台，规模宏大，景物众多，并饲养各种禽兽，种植各类奇花异草，主要是供奴隶贵族游玩观赏和打猎的。秦汉之后改称“苑”或“苑圃”，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就详尽展现了皇家园林的豪奢和帝王气势。历代王朝留下的宫廷建筑，真是让后世人有“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之感。这是一种金粉之美。相比之下，南方的私家园林—— 粉墙、灰瓦，色彩素淡，依附于小桥流水，竹林摇曳，精巧雅致，素净明快，文化气息浓，隐逸味较重，显出一种小家碧玉的平淡之美。

园林的建造经常追求一种意境美，苏州拙政园中的琵琶园，从圆洞门外往里看，景景深入，层次丰富。宋代词人欧阳修的“庭院深深深几许”之句，正与这个景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宗白华先生对于园林的借景、分景、隔景有很好的论述：拙政园假山上建的亭，可以把隔墙的景色尽收眼底，这叫“借景”；颐和园的长廊把一片风景隔成两个，以及《红楼梦》大观园运用园门、假山、墙垣等造成园中曲折多变，这叫“分景”；大园林中的小园林叫做“隔景”……[6]

不论是受老庄思想浸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式园林也好，还是士人、官宦、文人的私家园林也罢，园林建造的终极目的主要还在于使人精神满足。园人合一，园林常常成为古人心灵寄托之所、心志栖息之地。

而对居室家具的摆放陈列，古人也自有一套。李渔就主张物品摆放要错落有致，给人新鲜感。反对居室布置中的俗气装饰，“厅壁不宜太俗，亦忌太华。”对窗户还有设计，要求透光通风，还具审美作用。屋内家具的质地、色彩、风格、样式，参观一下博物馆或者仿古家具店，就会感叹古人有多么讲究，我们的老祖宗创造了多少好东西。

 

 

 

中国古人素有：白瓷饮酒，青瓷品茶；煮酒论英雄，烹茶话隐士的雅趣。酒，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许多重大社会活动和场合都离不开它，但最重要的是饮酒后给人半醺半醒超脱的精神境界。酒可以帮助人们暂时把日常的烦恼和不愉快抛置九霄云外，超越世俗的利害得失。 “李白斗酒诗百篇”，怀素半醉时，“满壁纵横千万字”（杜甫《饮中八仙歌》），古代好多有成就的艺术品都是古人在酒的焕发下喷薄出了无尽的创造力而创作出的。不管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月下独酌》）的自斟自饮，寂寞独处；还是要下雪的冬天，与好友坐在通红的小火炉旁，共饮一壶好酒，推心置腹的交谈，其乐融融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的惬意场面，均是令人羡慕的诗意生活。不仅上层阶级，士人阶层有饮酒之习，平民百姓也有饮酒之俗。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或者丰收、祭祀、宴请客人之时，乡里饮酒也经常出现醉乱迷狂的场面。平民百姓的这种习俗，跟社会一些高阶层人士利用宴会饮酒笼络人才、邀宠求功，或耍弄权术所预期的目的相去甚远，它们更多反映的是在中华民族约定俗成文化承载下，民众无功利的情感需要，是对日常平淡生活的调节和解脱，同时无功利地达到一种精神审美境界。

中国是茶的故乡，汉代时茶已经作为饮料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唐代士人更是以茶会友。饮茶重在“品”，“茶所具有的清雅甘甜，苦涩相交织的特殊味道，给人们带来微妙的刺激，使人产生无尽的遐想，不仅满足生理的需求，还能极大地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使生活更充实，更富有情趣。”[7]古人饮茶，不仅重视茶的色、形、味，也非常讲究泡茶的水，煮茶的火，和饮茶的器具。“泉甘器洁天色好，坐中拣择客亦佳。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来远从天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在这首《尝新茶》诗中讲到品茶应茶新、水甜、器洁，再加上好天、嘉客，方能达到品茶的最佳境界。因此，在我们看来，采茶、煮茶、到品茶的过程就是一种精益求精而又陶然忘我的修炼，是一种摆脱世俗而又出神入化的审美境界。由于品茶之风普遍流行，煮茶、饮茶的专门器具也应运而生。唐代饮茶多选用瓷器，其中最著名的有越窑的温润如玉、简洁优美的青釉瓷和刑窑冰肌玉骨般的白釉瓷，近年来考古发现了不少唐代的茶具，制作工艺精美绝伦，堪称稀世珍宝。北宋以后，茶具中出现了紫砂壶。紫砂壶颜色紫红，质地细柔，用它泡茶，“即不夺香，又无熟汤气”，而且造型古雅怡人，到明清之时，又流行在壶上提款铭刻，与书画、诗文结合，使紫砂壶更趋风雅，为许多名人雅士、商人收藏、玩赏。

在中国古人的生活中，琴棋书画是最能体现他们艺术化的生活方式，而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士人阶层的生活方式。考察中国古代士人的艺术化生活，不能不关注魏晋士人，因为他们独特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典型。魏晋时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理想与现实构成强烈的反差。许多士人迫于政治压力或出于明哲保身的目的，逃避现实或站在现实的对面，构想对现实的不满，而选择审美解脱的生活方式。

《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了魏晋时期的士人王子猷雪夜忽然思念老友，“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性尽而返，何必见戴。’”，深夜突发奇想要访友，到了门前却不进屋而返回，这种举动很是不合常理，在一般人眼里一定觉得不可思议，但深层次却反映出魏晋士人不同凡人之处，体现了他们 “贵适意”的生活观，和有情趣化的生活方式。

情趣化的生活方式当然是离不开琴棋书画的。琴，在这里泛指音乐。从伯牙与仲子期“高山流水”成就的一段佳话，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的发问，音乐在古人的生活中一直占据不小的地位，它的功能在于使人畅言达神。嵇康在诗中写道：“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音乐在这里就成为体悟人生和情感依托的伴侣。魏晋时期，围棋也风靡一时，不少士人痴迷弈棋，并通过下棋陶冶情操。后人有“围棋赌酒到天明”（杜甫）的豪放执著， 或“消日剧棋疏竹下，送春烂醉乱花中”（陆游）的惬意和舒闲。书法艺术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提到书法就不能不讲“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两人“父之灵和，子之神骏，皆古今之独绝也。”（《书议》），王羲之的代表作《兰亭序》，书法意境融彻而深邃，是众多美的和谐统一，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因此连唐太宗李世民都非常推崇。古人习字，从脱离其实用价值创造书法艺术开始，书法就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具有的观赏性，陶冶情操和美化生活，以字会友，交流心得的作用有时是其他艺术门类所不可替代的。绘画也是中国古代文人生活中的一大雅事，文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泼墨挥毫，寄托个人的喜怒哀乐和理想抱负，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思考，顾恺之的人物画“以形写神”刻画人物之美，而钟情于自然的画家则纵情于山水画的意境。……

士人们这种琴棋书画不离手，与友人相聚低吟浅湛，赋诗作画，抚琴对弈，或者游历山川，“以玄对山水”，隐居山林，置身于自然的怀抱，欣赏自然美，纵情于艺术世界的氛围中，舍弃尘物, 遗忘世情, 实现审美解脱的生活方式让人羡慕不已。虽然士人们人生中也有种种不如意，但他们可以超脱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超越一般人功利世俗的心态，为自己的人生寻求诗意生存的空间。艺术，在这里的存在实际上已成为士人自娱，获得内在精神境界圆满自足的方式，也是他们在短暂人生中追求不朽的重要方式。因此宗白华先生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 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 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 极解放, 最富于智慧, 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 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8]

魏晋士人的生活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艺术化生活方式和理想的生存状态。宋人欧阳修在他的《醉翁亭记》中也描述了类似魏晋士人的生活：“水声潺潺”、“峰回路转”、“林壑尤美”、“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 “觥筹交错”……不过“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而“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太守醉能与民同乐，醒还能“述以文”，在艺术的境界中还能用文学这种艺术的手段表达出来，真是不亦乐乎。

用“文”（散文）的文体表达，只是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从能与时代丰富思想相匹配的“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汉大赋，到魏晋“宅心高远”的田园隐居诗文，再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的小说……无一不是文人们运用自己的才情创造出了特定时代文学的繁荣。

清代小说《红楼梦》中的贾府，可谓是浓缩了整个封建社会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典范。大观园的设计、建筑乃至落成后的“试才题对额”，不仅“审美化”了，而且“文学化”了。至于园子内的大小主子们的饮食起居，无时不在追求高标准的审美品位。[9]所以有人说，“在大观园的日常生活中,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也是十分含混的，可以说，吟诗作赋、绘画赏菊、弈棋理琴这些在当代社会被高度专门化的艺术活动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大观园的女孩子往往既善刺绣女红，又堪称鉴赏家、艺术家。姑且不论小姐们，单以丫鬟为例，这里面既有善唱曲子的芳官，长于色彩搭配的莺儿，也有熟谙酒令知识的鸳鸯，她们与多才多艺的小姐们一起营造出一个高度艺术化的生活空间。”[10]而清代戏剧家李渔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的《闲情偶寄》，就生活中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的艺术化提供了丰富的指导方案。在一定意义上，李渔的《闲情偶记》是中国古人“审美化”生活的理论总结。

不仅传统士人讲究人生、生活的艺术化，连被荀子批为“蔽于用而不知文”的墨子，也不是简单的反对美和审美，只不过他的小生产者出身，让他经历和体验到更多的是饥肠辘辘的滋味，以及人生而不平等的遭遇，所以主张“非乐”的同时，提出了“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长安，然后求乐。”， 要求审美和艺术活动要以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民间流行的年画——版画、杨柳青，戏曲等艺术，虽然土生土长，但通俗、热闹、喜庆，与士人阶层的雅文化追求相辅相成，成为中国古人内涵丰富的审美化生活的一大组成部分。 

    社会阶层，经济地位不同，对美和艺术的认识不同，审美生存实践的方式就会有所不同，“审美化”普及程度的不一，因此导致不同阶层的人们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用等方面的“审美化”也呈现出千差万别的景象，而从大体看，古代审美化主要还囿于有钱和悠闲阶层，表现为一种贵族式的、精英主义立场和姿态。但从宏阔的历史背景来看,把日常生活艺术化、审美化 ,这种生活状态早在老庄时代就成为一种理想,不仅是贵族和士大夫的传统，同样也是普通民众阶层不断实践的梦想。

  

[1]详见李泽厚《华夏美学》对于“美”字的起源的解释。

[2]参考王仁湘：《饮食与中国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

[3]转引孙立群：《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98页

 [4]参考吴功正：《六朝美学史》，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

[5]杨国凤：《论中国古代服饰功能的演变及文化意义》，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1月

[6]详见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1(2002重印)，第443页

[7]孙立群：《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38页

[8]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9]夏康达：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学版），2005年第3期，第35页

[10]艾秀梅：《论日常生活哲学视阈下的< 红楼梦>》，《 红楼梦学刊》，二○○五年第四辑

 

作者简介：廖琪：南开大学文学院05级的美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