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内容提要：本文致力于对席勒美学一些基本概念进行分析，解释这些概念在欧洲哲学传统中所具有的含义。文章主要讨论了三个关系：第一个关系即“自由的游戏”的论断所涉及到的游戏、过剩精力与工作、劳动和欲求的关系，说明自由而创造性的劳动才是美的源泉；第二个关系是两个冲动，即感性与理性冲动的关系，指出这种二元论在认识论与伦理学上的弊端，并进而说明人是处在世界之中，而不是世界对面的思想；第三个关系是教育者受教育的问题，即教育者与他的环境的关系，由此引申到马克思关于环境的改造与人的活动的一致的观点。在文章中，作者还就在今天的中国理论语境中怎样看待席勒式的审美乌托邦作一些初步探讨。 关键词：自由的游戏、二元论、审美教育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我们这一代文革以后成长起来的美学研究者，对席勒的印象经历了三次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大学中文系里，马列文论课上教两个“席勒式”：一个是“席勒式传声筒”。马克思在1859年4月1日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1] 29卷573页 这引起了有关文学上的席勒式和莎士比亚化的讨论。席勒式是要否定的，而莎士比亚化是值得肯定的。另一个是席勒式庸人倾向。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称赞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说，“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辛辣地嘲笑了席勒所传播的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倾向。”[2] 4卷227—228页 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时，人们对席勒的看法有了改变。几位中国美学界的代表人物对席勒的观点予以高度重视。朱光潜将他看成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中介，原因是他的观点通向“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3] 下卷459—458页 李泽厚则质疑流行的从康德经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线索，而提出从康德经席勒再到马克思的线索。他解释说，“贯串这条线索的是对感性的重视，不脱离感性的性能特征的塑形、陶铸和改造来谈感性与理性的统一。”[4] 414页 到了20世纪90年代，另一个因素促使席勒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是中国学术界对现代性的反思。席勒认为美既不是物质性的强制，也不是精神或道德的强制，要超出功利，克服理性与感性间的分裂，强调两者的和谐。这些思想对反思现代性，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的建立，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席勒似乎成了一位预言家，能预知两个世纪以后的事情，因而对这位思想家出现了一边倒的正面评价。我认为，对这位天才作家和理论家的最大重视，就在于认真阅读他的著作，还原他当时的语境，从而思考他的思想成果。今天，在纪念席勒逝世200周年之际，我重读《审美教育书简》一书，有一些新的启发和思考，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疑问，想借此机会与诸位作一交流。     一、自由的游戏批判   席勒对美的讨论是从“自由的游戏”开始的。然而，他的“自由”和“游戏”这两个概念，都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 首先说“游戏”。对于“游戏”，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康德与席勒那里，一个重要的思路是和谐。康德说Spiel指的是知解力与想像力活动的自由“游戏”，局限于认识功能，席勒讲的是“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被“扬弃”后的第三种冲动，即“游戏冲动”。“和谐”当然是一个具有相当普遍性的追求，但是，什么是“和谐”，什么样的“和谐”，哪些因素之间“和谐”，却是必须弄清的问题。 在论证“游戏”时，席勒将之与强迫的活动相比较，因而强调一个东西，即剩余。人“最初只要求物质的剩余，以便使欲望看不见自己的局限，以便确保享受能超出眼前需要的范围。”[5] 第27封信147页 这是一种感觉上的舒适。我们到食堂吃饭，计算着饭量给饭，只是满足眼前需要。中国人请人吃饭，提供的食物要多于客人的当下需要，仿佛这才尽主人待客之道。这里所追求的，就是一种剩余的感觉。由此引申到精神需要上，提供物质需要剩余之外还要有审美附加物，这时就涉及到审美了，正所谓衣食足而后知礼义，知审美。席勒接着说，“如果动物活动的推动力是缺乏，它就是在工作；如果这种推动力是力的丰富，就是说，是剩余的生命刺激它行动，它就是在游戏。” [5] 第27封信147页 这时，游戏被赋予的意思，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玩”。他还将这种对“游戏”的理解，与自然界的力的浪费联系起来。例如，树长出多余的幼芽、多于生命需要的根、枝、叶，狮子不为饥饿所迫时无目的地吼叫，昆虫无目的地飞来飞去，都是游戏。他还断定，鸟儿悦耳的啼鸣，“肯定不是欲求的呼声”。[5] 第27封信147页 我们知道，席勒这些信都是写给一位在他经济困难时赞助他的丹麦贵族的。这种发信人与收信人的关系，可能对他写信会有影响。他当时贫病交迫，如果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对于他创造力的发挥会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