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文化偏至论》到《热风·随感录三十八》，再到《阿Q正传》，从哲学理论到艺术形象，共同构成了鲁迅对20世纪初中国的精英式的“个人”与愚庸式的“众数”这一社会性对立矛盾问题的观察、追索与思考。阿Q是庸众中的越界者，鲁迅不是“哀其不幸”，而“主旨是‘憎’，精神是负”；鲁迅不是“怒其不争”，而是“惧怕其争”。由越界庸众构成的“阿Q似的革命党”，不但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推进力量，带来的反而可能是一场灾难。   历史语境的考证（包括史实的实证），对于从预设的先验命题演绎中挣脱出来的今天中国文学研究界来说，日益显露出它的重要性与合理性，因为它是返回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之所以产生的历史真实的唯一途径。当然，能称得上经典的作品，其概念内涵往往如康德所说是“非确定性”的，亦如中国古典美学的“诗无达诂”，即具有多义性、朦胧性、阐释的无限可能性等。但不管读者、批评家的接受与再阐释的自由力量有多么巨大，他出发的第一层面，即阐释展开的基础，必须是作品的真实与促使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的真实。那么，学界以往对《阿Q正传》的研究，真正做到了吗？有没有继续推进的可能呢？   一、主旨是“憎”　精神是负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语，不知从何时起，成了鲁迅对阿Q的审美态度，即创作主体对其作品中主人公的情感好恶、价值取舍的定评。其影响面之广，举世罕见，可以说，只要有初中文化以上的国人概莫能外。那么，这一“定评”，符合历史真实吗？ 先从此语的出处谈起。该语出自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第五节。鲁迅肯定摩罗诗人拜伦：“怀抱不平，突突上发，则倨傲纵逸，不恤人言，破坏复仇，无所顾忌，而义侠之性，亦即伏此烈火之中，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此诗人所为援希腊之独立，而终死于其军中者也。”1这里是说，性烈如火，酷爱自由，内怀侠义肝胆，扶贫济弱的拜伦，若见到奴隶、“庸愚”，（该词亦出在此节谈易卜生段）定“衷悲”之，“疾视”之。衷悲引发“哀其不幸”；疾视顿生“怒其不争”。此处的奴隶、庸愚，即如鲁迅在《呐喊·自序》所描写的，是那些关在绝无窗户的铁屋子里，熟睡、昏睡，行将闷死的人们；或是那些以麻木、冷漠的神情，围观将被日军砍头的中国人的中国“看客”。也就是指那些毫无自由精神、毫无反抗意志，愚昧昏庸、浑浑噩噩的人。 如若以此状来审视阿Q，似乎有点不贴切，有点错位，因为阿Q的骨子里像是很有点不安份的东西，它驱使阿Q不甘于平庸，内心时时在躁动着。其一，想与赵太爷比辈份，争高低。赵太爷儿子进了秀才，阿Q说他和赵太爷是本家，也姓赵，还比秀才长三辈，结果被打了个耳光，“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其二，阿Q很自尊，自认“见识高”。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他常常夸耀：“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他连城里人也鄙薄，他们居然把“长凳”叫成“条凳”，煎鱼时，不像未庄那样把葱切 1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得半寸长，而是切得细细的，可笑，错的。其三，阿Q有精神胜利法，“常处优胜”。被人打了就说：“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他心满意足地得胜的走了。打架输了，被拉去碰了五六个响头，他也心满意足，因为“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呢！？”其四，阿Q敢在有着森严的“男女之大防”的未庄，公开表露出性生理的需求。他在扭了小尼姑的面颊，飘飘然之后，公然对吴妈说：“我和你困觉！&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