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二十世纪的“三大考古发现”（殷墟甲骨、简牍帛书、敦煌遗书）不仅丰富了书学思想，甚至改写了中国书法史，而且还适应了“从下往上看”的价值观转化趋势。引发了人们对民间书法和精英书法的重新思考。考古发现还让许多新的或者长期被忽视的审美元素进入书法创作和欣赏之中，从而鼓荡起流行书风的大潮，导致了非经典对经典的反动。当今，学科体系日渐系统化、科学化，“三大考古发现”也促使人们重新考量书法学科的构建。 关键词：三大考古发现；书法史；书法创作与审美；书法考古学   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对有清一代书学的影响之巨可谓众所周知。金石学不仅催生了碑学，更孕育出包世臣、康有为、邓石如、吴昌硕等彪炳书史的巨孹大家。但二十世纪以来，西学东渐，考古学在体系化、科学化之后对现当代书学的影响却鲜有人论及。不贤识小，聊作管窥蠡测之谈如下： 一、与书法相关的“三大考古发现” 二十世纪重要的考古学发现，按罗振玉的说法，主要有四件，“殷墟文字一也，西陲简册二也，石室遗书三也，大库史料四也。”[1]而与书法息息相关地就有三件。现分述如下 （一）殷墟甲骨 1899年，王懿荣偶然发现龙骨上的锲刻文字，揭开了殷墟甲骨研究的大幕。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开始被考古界所重视。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发掘，1949年前有15次（中央研究院主持），1949年后有12次。据屈冀鹏统计：考古发掘所获，再加上散藏于各地的有字甲骨约有十二万片之多。可辨识之字，计正文1062字，重文75字，凡1704字。合存疑与不可辨认者，总数约达三千之多。[2]足供书学研究和书法创作取资。郭沫若在《殷契粹编》自序中说：“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凡此均非精于其技者绝不能为。技欲其精，则练之须熟，今世用笔墨犹然，何况用刀骨耶？……足知存世契文，实一 [1] 王庆祥、萧立文校注：《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530页。 [2] 参看蔡崇名：《书法及其教学之研究》，台北：华正书局，1984年，第3页。     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1]今天，当我们欣赏醇古静穆的甲骨文书契时，我们可以知道郭沫若的评价绝非溢美之词，而是发自内心的持平之论。 （二）简牍帛书 简牍和帛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时间较长的文字载体。简牍指竹简、木简与竹牍、木牍；帛则是指绢帛缯绸。自十九世纪末叶，汉、晋简牍就开始大量出土， 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刊行《流沙坠简》之后，又陆续刊行了《居延汉简甲、乙编》、《武威汉简》、《敦煌汉简》等，为简牍的研究导夫先路。建国后，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简牍帛书更是屡有发现。沈颂金说：“这100年简牍和帛书的出土，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内容也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可以说是简帛的‘大发现时代’。”[2] 由于唐以前的书迹基本不是直接书写，而是凭借金石等载体，以铸造、刀刻、摹拓的形式流传至今。所以，它们离实际总有一段距离，它们的价值也“下真迹一等”。简牍帛书则大多是直接书写而成，因此，它们最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书写情况，是“真实的书法史”。 （三）敦煌遗书 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清理莫高窟积沙时，发现了大量的敦煌遗书。其时间跨度从西汉末期直至元代，达六个多世纪。敦煌遗书绝大多数是写本。它具体有多少卷，一直没人能弄清楚。据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所统记有三万二千件左右，如果再加上俄国藏的大约一万件和各种零碎散失的部分，总数应该不下五万件。[3] 敦煌遗书的时间跨度前后达六百多年，对于研究这段时间书法的发展来说，它们无疑是最为宝贵的第一手材料。这期间，中国书法不仅经历了从隶书到楷书的转变，而且经历了书体的“南朝化”和唐楷的定型。 二、“三大考古发现”引发对书法史的重新认识 历来新发现新材料必然引发新思考，形成新认识。正如王国维所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有孔子壁中书之发见，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时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则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于地底之发见者，固不自今日始也。&rd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