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界所有人都不会轻易忽视过去三十年中国美学发生的改变。那些改变的重要之处，也许并不在于它们向我们提供了某种崭新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也不在于中国美学借助三十年“改革开放”而在整个人文学科中变得如何重要。实际上，过去三十年中国美学所带来的最重要改变，是它第一次通过对整个社会文化和大众生活进程的深切体认，初步完成了有关“当代建构”的美学意识，形成了一种以“当代性”姿态挑战既有美学建构方式的开放性话语。 这里，所谓“当代建构”的美学意识的完成，主要体现为：第一，经历了以严整结构方式精心设计各类美学概念、理论和体系之后，最近三十年，我们越来越多看到的，是一种日益明显的“去体系化”的美学态度，以及在这一态度之下人们所从事的各种理论工作。可以认为，以体系化方式满足理论上的“完善性”冲动，属于从鲍姆加通以来美学的普遍建构形态，它要求的是对于那种从概念到理论再到理论间关系的清晰表达与逻辑呈现。就这种“体系化美学”建构方式本身而言，重要的不是美学对外部世界的陈述能力，而是美学在自身理论内部进行“自陈述”的必要性与圆满性。因此，通过理论建构所形成的，其实是一种美学话语的“自我权力”——这种权力的行使不需要“证实”，但却追求“证明”，即通过理论的建构来实现理论的内部圆融，其如康德、黑格尔的美学。这一建构方式曾经被中国美学运用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直到最近三十年里才逐渐式微，开始被“去体系化”的美学建构意识所代替。借着文化开放的机遇，中国美学学者在最近三十年里努力追随世界性学术潮流，把“去体系化”的建构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方面，人们开始不满足于美学仅仅沿袭“体系化”的旧路子，强烈的学术趋同性追求使人们学会了从后现代理论拿来各种“去”的立场，力图在美学建构的“去体系化”姿态中寻得与世界学术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对“体系化”建构的力不从心以至心生倦怠，以及最近三十年里各种理论资源的迅速丰富，导致中国美学学者尝试避开艰苦而难见成效的“体系化”建构思路，把更多精力放在破除体系建构之后的“散点式”理论陈述工作之上，希望借此将美学的话语权利由“自我实现”转向更加明确的“社会/文化实现”方向，体现美学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新的生存。显然，以“去体系化”为目标，三十年来中国美学不断寻求的，正是一种由内向外、由自我陈述到社会/文化陈述的转向。这一转向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的，“体系化”美学不断走向“去体系化”之后的“泛美学”——中国美学的当代建构越来越倾向于话语权力的社会化。 第二，与以上情势相联系，在美学建构意识层面上，中国美学“去本体化”的立场同样十分突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美学学者几乎“集体性”地转向了由文化研究/批评主导的审美文化研究，并且这种转向态势迄今势头不减。如果说，追求美学的本体化建构曾是20世纪中国美学直至80年代后期始终顽强不屈的理论意志，它不仅引导中国美学学者很长一段时期里孜孜寻求美学问题的终极解决，努力完成美学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终承诺，而且这种本体化的美学建构意愿也直接制约了人们对美学和美学问题的基本认识。尽管历经数次“美学热”，中国美学仍未能在“本体化”追求中真正展现令人满意的理论前景，但人们又似乎在“本体化”建构之外无从发现中国美学的前途。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情势的巨大变化，特别是以市民利益为核心要素的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以及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大规模进入，才使得中国美学学者有机会置身前所未有的理论重建语境，以前所未有的理论勇气打破预设的“本体化”美学建构立场，借助“美学话语转型”讨论而转向对文化问题的高度关注。在这里，有两个方面相当引人注目：其一，在理论诉求上，美学开始不再以寻求“终极解决之道”作为自身的现实目标，而突出强调了美学问题的现实文化依据以及美学对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