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049） 火车在荆楚大地上疾驶。 穿行过李贽故地麻城的列车的滚滚车轮声，使我似乎恍惚地置身于中国历史的时间隧道之中，使我又一次回到了三十多年前“文革”中那场所谓的“批林批孔”、“尊法批儒”运动的场景：震耳欲聋的扩音器的大喇叭里在歌颂着李贽的光辉事迹，遍地林立的“大批判专栏”上绘有李贽夺目的画像，人手一册的宣传资料中触目可见李贽讨伐孔子的言论。也正是在这场风靡全国的“批林批孔”、“尊法批儒”运动中，国人第一次如雷灌耳般听到了李贽这一响亮的名字，也第一次知道了在中国历史上，李贽是首屈一指的“法家代表”，是最为无畏的“反孔英雄”。运用举国一致的强大的宣传机器，李贽这位早已被今人遗忘的历史人物，几乎在一夜之间迅速走红，他的声名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国人心目中的一颗耀眼的思想明星。 今天中国的年轻人也许已完全无从知晓这段尘封的历史，但是我却相信，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学者们对之一定是记忆犹新。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其学术赤裸裸地被政治权威所绑架的粗暴行径，它乃为中国历史上所上演的一场鲜有的学术闹剧，以致于人们毫不怀疑，即使李贽九泉之下有知的话，这位思想的独行者也会为之啼笑皆非的。要知道，他从来反对人作托庇于政治权势的“辕下驹”，也一贯拒绝自己是所谓的“说法教主”，无论这种教是为统治者说法的所谓的“儒教”，还是为其他皈依者说法的所谓的“道教”和“佛教”，遑论把其目为是所谓“法家学说”那种“刑名之术”的代表。 然而，虽然这场运动给李贽戴上所谓“法家”的桂冠，其完全是一场学术闹剧，以愚之见，它以学术的名义所提出的一个尖锐的思想史问题，却仍值得今天学者们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就是，就其思想谱系而言，我们如何为李贽学说的性质定位，我们到底应把李贽的学说视作是中国古代何种学派的思想代表，尽管李贽学说的学派性质在今人看来是那样的扑朔迷离，尽管李贽的学说以其鲜明的反体系、反传承的色彩，从来就反对使自己依附于业已不易的“一定之说”，和万变不离其宗的宗传祖述之道。 这与其说是从事一种教派意义上的“判教”，不如说是从事一种思想脉络之梳理的“源流考”。正像任何学说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样，李贽的学说亦不例外。而一旦我们对李贽的学说从事这种追本溯源的工作，我们就会发现，文革“尊法批儒”中把李贽学说定位于“法家学说”这一说法，虽不无学术理论上的武断和粗暴，却以其部分的合理性也不失为一种“歪打正着”。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首先回到李贽的学说的真正的思想源头。正如笔者一直强调指出的那样，这一源头既非是宋明理学所守之甚笃的“理”之道，也非为阳明心学所大力倡明的“心”之道，而是由泰山学派率先揭示的，那种古老的《周易》中坚持“万化根乎身”的“身”之道。一旦把这种“身道”确立为李贽学说的思想源头，一旦把李贽视为是这种“身道”的忠实传人，其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李贽学说面目的真正澄清，也同时使该学说与法家学说之间的深隐的勾联得以彰显和揭明，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法家学说同样不失为一种旗帜鲜明的“根身性”的理论，并且以其对身体的激进肯定，实开中国历史上身体之“原罪”颠覆的真正先声，虽然（正如稍后我们将指出的那样）其对身体的理解更多地停留于一种纯粹生物学的水平。 法家学说之“根身性”，突出地表现为其对身体的自然欲望的前所未有的高度肯定，以及由此而推出的由荀子率先揭橥，并为韩非子所集其大成的所谓“性恶论”理论。关于所谓“人性”，荀子写道：“生之所以然谓之性”，[1]“不事而自然谓之性”。[2]那么，这种生而自然、不假人为的人性的内容又是什么呢？荀子告诉人们，其就是“饥而欲食，寒而欲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这些人固有的属性。[3]荀子认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