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断深入的理性认识期
中华民族的先民经过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漫长岁月,在生产和生活中,品美意识从萌芽到茁壮成长。对美的本质的认识也逐渐深化。从感性的、自发的艺术创造上升为自觉的理性指导下的艺术生产。这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品美文化积淀过程。1、 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代是奴隶制趋向瓦解,封建制成长壮大的时代。在这个过渡时期内,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奴隶、自由民、新兴的门阀地主、农民等并存使这个社会群体性的审美主体多样化。随着政治理论上的百家争鸣、品美观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由于文字的成熟,竹简的发明,社会上出现了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前身是占卜的巫师,而这时,被称为“诸子百家”的他们,代表着不同群体的品美要求。从不同视角不同领域中揭示美的本质。品美群体主要是以文化认同的情况来划分。当然也要打上政治态度和经济地位的烙印。孔子是研究社会美的学者。他认为:一方面人的心理要求应予适当满足,“士可杀而不可辱”。另一方面,社会的协调与秩序应摆在首位“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已复礼!”。这样,他就提出了社会中不同层次的品美问题。个体既是独立的品美主体,又必须服从更大范围的品美群体——代表全社会的人。社会的共同愿望必须包含个体的意愿,二者做到相互协调,才是美好的,他把有教养有地位的人称为君子,他们是能自觉遵守“礼乐”的人。把教养差、地位低的人称为“小人”,“小人”通过教育和自我道德修养也可成为君子。这就是所谓“礼乐治天下”。孔子的“仁学”:“仁者、爱人”是最早的人本主义,“中和为美”是孔子对形式美法则的概括。矛盾的双方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斗争应有所节制,才能保持长久的平衡与稳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说感情要适度,这就是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中庸之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是提倡表里一致的人格美。“成于乐,游于艺”则是讲艺术与美的关系。强调品美教育的社会功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对诗的功能讲得很精辟。孔子还提出艺术中的美善关系问题,他评价颂扬尧舜功德的《韶乐》,是尽美矣,又尽善也!而歌颂武王伐纣的《武乐》是尽美矣,未尽善也,可见美与善是有共同点又有区别的。孔子生长于礼崩乐坏,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时代,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作为一个有良心的又想做官的士人,希望建立一个和平、和谐、仁爱的社会,应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新旧交替阶级冲突激烈的时刻,孔子的学说更有利于旧制度的维护者,所以当时新生的革命力量总是要批判他的学说,一旦新兴地主阶级取得政权,需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时,孔子的学说又派上大用场了,因为追求社会美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目标。孔子提倡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用中庸之道化解矛盾等学说符合新统治者巩固政权的愿望。儒家学说的继承者和开拓者孟子,提出“允实之为美”“允实而有光辉为之大”。这里的大有崇高之意,可以见出他对美与崇高关系的理解。所谓允实是指一个人道德、学识,气血都很完善充足。可见充实之美指的是人格美,他和孔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理论是一致的,人格美是社会美的组成部分。孔孟的“人格美论”反映出统治阶级对人才的企望。屈原是孔孟儒学模范执行者,他巴心巴肝的为楚国朝廷出谋划策,不但得不到昏聩的楚杯王的赏识,还受到奸臣的妒忌,于是大发“离骚”,一气之下跳进汨罗江,企图以此唤醒君王的觉醒和人民的同情。这反映了屈原忠君爱国的心灵美,同时也暴露儒学治政的严重缺陷。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是研究自然美的集大成者,老子曰“大音希声,大象无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可见他对宏观的自然的美有独到的把握,并且强调创新和超越。对形式美的理解更是深刻,他说“……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形式美法则的精炼表述。庄子师承老子,他说:“天下有大美而不言。”“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所共美也。”“朴素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这是对自然美最简练的解说。他要求艺术“既雕既琢,复归于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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