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刊）  20世纪前半期是一个充满了战争、混乱与苦难的时期。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是一种灾难。对于艺术家来说，这种混乱、动荡与苦难除了意味着灾难之外，也意味着艺术灵感的发现与甚至爆发，因为艺术，正是在充满矛盾斗争的环境中才更有可“说”、可“写”、可“表现”的。历史上，那些思想最活跃、艺术创造力最繁盛的时期，往往也是政治上最为混乱的时期。如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因此，20世纪前半期成为西方思想和艺术最活跃的时期，这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达利正是20世纪西方艺术大师之一，也是最能表现20世纪西方社会的混乱与动荡的艺术家之一。在他的画中，现代人的梦幻、苦难、心灵的骚乱、战争给灵带来的巨大创伤以及这种创伤在心灵中所引起的痛苦与变形，畸形，都一眼可见。从技巧上说，他的画风几乎涉列了当时所有的流派：印象派、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最终成为超现实主义在绘画领域的杰出代表。 20世纪后半期，战争的阴影和所造成的灾难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早已淡忘。但是，现实生活的严峻，改革和体制转型所带来的身心两方面的不适应，“现代化”理想的变形与失落所引起的信仰信念危机以及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失落所带来的心灵空虚等等，依然困绕着当代中国人。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当达利的画万里迢迢从大洋彼岸来到北京时，尽管北京正是酷暑难耐的季节，却仍有不少人去冒着酷暑去看这位大师的画展。 对我来说，达利的名字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一本书上见过他的几幅作品。尽管只是印刷品，尽管这印刷品中已经失落了许多东西，但我还是一下子就被它抓住了。记得那幅作品和名字是《内战的预感》。那种弥漫于整个作品中的巨大的恐怖气氛， 那种仿佛要透纸而出的内在张力，那种心灵对世界的恐怖与拒绝，一下子就渗进了我的灵魂。从此，达利的名字嵌进了我的心灵深处，刻进了记忆。我相信，这是一个用灵魂、用生命作画的画家，他的灵感与才思几乎可以说是从天性中直接喷发出来的。他的另一幅画《记忆的延续》也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这幅画里，我看见，“思想”、“哲学”这些抽象的东西都有了形象化的表达，它们不再是一种干巴巴的抽象物，而是具有了真切可感的形象与外观。正是由于这种深刻的记忆，因此，当我得知达利的画竟然来到中国时，我就告诉自己，无论如何都要去看看。 参观的结果不负我的期望。在中国美术馆那熟悉的一楼大厅里，30多幅达利的原作，（？）50多幅临摹之作（？），把达利的精神世界呈现在了北京观众眼前。这些画作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类： 其一，对古典以和谐为美的美学宗旨的反叛与解构。如《有着拉斐尔颈部的自画像》、《拉斐尔风格的头爆裂了》、《加冠的圣母》等。在这些作品中，拉斐尔式的古典优美、和谐被变形、解构，“美”变形成为现代性的丑，柔和演变为僵硬，完整的世界撕裂为一些零散的碎片。《有着拉斐尔颈部的自画像》把拉斐尔式细长优美的脖子变形成为一个粗大、僵硬的圆柱体，配上那阴鸷的眼睛和微微侧面的姿势，把一个对世界充满疑问和拒绝的人的内心世界表达得明白而强烈。《拉斐尔风格的头爆裂了》是一个拉斐尔式的圣母像，但这个圣母像只能隐约可辩，它是由无数各种各样飞动的碎片或符号组成的，而不再由和谐迷人的色彩所构成。眼睛以上的部分由许多关闭的窗子组成，顺着这些窗子往头顶形成了一个可辩的半园球，半园球的顶部，也就是头顶的部位，开了一个天窗，好像哥特式教堂的天穹。在这里，圣母像，教堂天穹和哥特式建筑都爆裂成片片碎片，古典主义的理想破灭了，完整的世界破碎了。《加冠的圣母》的构图跟拉斐尔那幅著名的《西斯廷圣母》非常相似，但是，拉斐尔画中那种庄严、神圣感荡然无存，圣母的脸在这里象一张男人的脸，线条僵硬，表情阴郁，她所怀抱的小孩儿也不再是那个闪着灵光的耶稣基督，而是一个闷闷不乐而个性显露的平常小孩。 其二是那些表现现代人的心理和人生处境的作品。这种处境有外在的、真实的，也有内在的、心理感觉的、梦幻的。前者如《西班牙内战的预感》、《战争的面貌》等。在这些作品中，战争给人带来的巨大的恐怖和心理创伤一眼可见。《西班牙内战的预感》是由一些断肢残臂所构成的，一只形如鸡爪、却又是异常有力量的手从地面上抬起，紧紧抓住一个人的半截肢体，被抓住的人抬着头，脸上五官和肌肉扭曲虬结，表情异常痛苦，他的同样形如鸡爪的手用力地按住举着他的人的肢体，实际上，这两个人已经不能算是人，而只是几个断肢残臂。这两个人的断臂形成了倒窗口似的构图。地面上的伸出手的人还有另一只手，则已软弱无力地搭拉在地上。地上还有一些断肢，被随意地丢弃着。在这幅画